Category Archives: 胡言乱语

在我很小的时候，也许5岁到8岁之间吧。逛预旺城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预旺城是那一带的经济中心，每逢农历的三、六、九，是预旺的集，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赶集。 那时的预旺城有两个商店，一个是百货商店，主要是卖布，热水瓶，搪瓷碗，搪瓷缸子，笔墨纸砚，香皂毛巾，香烟火柴等等日用百货；另一个是杂货店，主要卖铁锨，锄，犁铧，斧头，锤子，铁钉等等。 有一个市场，每当逢集，市场上摆满了东西，主要是蔬菜，以及每年某个时段会有卖桃子，杏子等当地水果的。还有卖背斗，扫帚，草帽，笤帚，簸箕，筛子等等。市场上还有一块地方是卖羊，猪娃子，鸡，兔子等的地方。 预旺城有两个卖饭的地方，一个靠近鼓楼，习惯上称之为食堂，是清真的，主要卖烩面和油酥馍；另一个在鼓楼以南大约200米处，习惯上称之为馆子，卖猪肉，最有名的是卤猪肉。馆子的老板兼首席厨师姓刘，人们称 其为刘大师。似乎那个食堂是国营的，这个馆子是私营的。我记得曾经在馆子里吃过一次猪骨头，是母亲带我去外婆家路过时，好像买了一点卤猪肉作为礼物，然后给我买了几块骨头。骨头上肉已经很少了，刘大师先把骨头称了一下，让我啃，把比较容易啃掉的肉吃了，交回去，再称一下，两次之差就作为肉的分量算钱，然后，再把骨头还回来，还可以继续把剩下的难啃的肉慢慢啃完。那时候，奶奶喜欢赶集，每次都要带上我，其实我很不愿意去，但是，每次赶集，奶奶都会在食堂买一个油酥馍，她只吃很少一点，大部分都会给我。为了那大半个（差不多就是整个）油酥馍，每次还是跟着去了。 后来，馆子就不开了，是何时，因何原因关门的，完全不知道。也许与文革有关，也许是别的原因。关门的时间应该不会晚于1968年。我在1974年到1976年期间在预旺读书，那时候食堂还在，似乎在那两年期间再也没有去食堂吃过东西，而且好像油酥馍也不卖了。在这期间，预旺城的集好像也没有原来那么热闹了，不过各种买卖还是存在的。 1978年离开老家去南京读书，每年夏天都会回去。预旺的集还在，而且热闹了很多。卖猪肉的馆子没有恢复，市场里买卖猪娃子还是没有问题的。 再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像市场里面不能卖猪娃子了。随着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市场也越来越萧条了。现在，好像在预旺城任何与猪有关的生意都没有了。 预旺周围，回汉族的人数大体相当，两个民族之间长期以来基本上和谐相处，似乎没有出现过大的民族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在不知不觉中，伊斯兰的风俗在这个小镇上彻底占据了统治地位。 同心是县城，我1976年到1978年因参加过两次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参加过一次党校的学习。合起来在这个县城住过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那时的县城基本上就一条街和与这条街相交的一条路。十字路口有县城最高的建筑，同心电影院。路好像是东西走向，靠近西边有同心中学，东边的路两边有医院，县党委及革委会，武装部，水电局，畜牧局等。街是南北走向，十字路口以南是商店，商店再南，有一个旅社，旅社的两边是两个食堂，分别称为回民食堂和汉民食堂，好像与旅社是一家。十字路口以北，比较清静，好像有物资局，还有一个称为招待所的住宿的地方。 在同心期间，我曾经在汉族食堂吃过饭。 高考的几天，我就住在旅社里，每天都在汉族食堂吃饭，每天都吃一个熘肝尖，就是一大盘炒猪肝，再加上两个馒头，好像是8角钱。8角钱在那个时候是一大笔钱了，但因为高考，所以就改善了几天。 读大学时，每次路过同心，大概过于匆忙，没有任何吃和住的记忆了。读研究生时，大概是1983年回家，路过同心时，有几个同学在同心工作了，住了一晚，几个同学请我在一个大概是姓丁的老板开的饭馆吃了一顿炒揪面。那个时候，好像汉民食堂已经不存在了。 在同心县城，居民以回族为多。在各个机关和单位的工作人员中，回汉大概各占一半。而机关的住房，并没有以民族划片，往往一个汉族的邻居就是回族。这样以来，为了不对回族邻居的生活造成影响，汉族在家通常不吃或很少吃猪肉，久而久之，特别是对于在县城出生长大的一代又一代，其生活习惯也就基本上回族化了。况且，同心城的回族饮食确实非常美味，从干粮馍，馓子，油香等主食到羊羔肉，手抓羊肉，炒胡搏，焖肚子，羊杂碎等等肉食，无不色香味俱全。所以，吃的回化并没有感到美食的缺失。 于是乎，很自然地，这些曾经是回汉饮食平分秋色的地方，其饮食习俗，继而某些生活习惯，也都伊斯兰化了。 去年，得知作为回族自治区的宁夏，比全国人民至少多了一个假期，开斋节。那些并不信仰伊斯兰的汉族们，也在认真地过着这个伊斯兰的节日。 30年左右的时间，以一种不知不觉，和平和谐的方式，把一个地方的文化彻底地演化成一种伊斯兰文化。生活在当地的人，甚至感觉不到这种变化，但30多年前就离开那个地方的我，对这种变化的剧烈，还是深感震惊，特记于此。          

看了李老师的在科学网发的博文 从“大岛茂”到“汤川学”：日剧中学者形象的嬗变， 激活了大脑中的一些记忆片段。曾经有几年，开始常常忘记最近的事情，但年轻时的事情，基本上上还都记得。这一年来，据说是脑子里有腔隙，然后差点脑梗塞 （腔隙性脑梗塞）。其后果便是，不仅常常想不起中午在哪个食堂吃的什么饭，或者是否吃过午饭。  以前的事情也都开始模糊了。想起一点好玩的，赶快记下来，否则，可能永远都想不起来了。 放映电影《追捕》时，我在南京大学读本科。有一天下了一场雨，晚饭后，有点闷热，决定去看这部很热的电影，顺便在电影院凉快两小时。首先，需要解决买电影票的资金问题。此时，位于南园的工会小吃部基本上客满。在门口观察一番，见有好几桌都在喝啤酒。 于是，一边在小吃部门口转悠，一边盯着喝啤酒的几桌的用餐进度。终于，有一桌结束了。但不幸的是用餐者之一拿起所有他们放在地上的啤酒瓶，走向收费处。继续转悠，盯紧看上去快要结束的一桌。无奈的是这几位吃饱喝足后，完全没有走的意思，而是一边抽烟一边闲聊了起来。继续，终于有一桌的几位站起来走了，桌子上留下了几个基本上空了的盘子，几个留着大半杯啤酒的杯子，两个喝空了的白酒瓶和四个没有喝空的啤酒瓶。等几位晃晃悠悠地走出小吃部，开始转着很不灵活的舌头互相告别，我从容走进小吃部，拿起四个啤酒瓶走到收款处，把四个瓶子往台子上一摆。收款员头也没抬，直接从抽屉拿出二毛八分钱，放到台子上，然后把四个瓶子放进边上的筐中。 拿着二毛八分钱，向南门走去，路过八舍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抬头望了望，有几个窗口有灯光，其他什么也没有看到。绕过八舍，出校门，左转再右转，向新街口方向走去。路过的第一家电影院门口没几个人，显然时间不对。接着就到了延安电影院，大约百米开外，就有人手上拿着两毛钱等退票，一路过去，不断被问有票多吗。延安电影院并不在马路边上，而是在一个大约三十米的小巷子内。到了巷子口上，便把两毛钱掏出来，拿在手中，站在那里。前一场很快就结束了，看下一场的人也陆续来了。我当时完全不报任何希望，打算电影开始后去看看能不能买到后面几天的票。 电影散场，人流散去。有票的也都进去了，周围全是等票的。电影开演的时间到了，等票者也陆陆续续失望地离开了。我正准备去看有没有预售票，这时一位大约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直接走到我身边，拿出一张票，说，等票啊，赶快进去，马上开始了。我正要拿过票来，一个年轻人猛扑过来，把我推开，去抢票。旁边是一滩水，我完全被推入水中。完全是下意识的，我一拳甩了过去，打到了那个小伙子的胸口上。这个小伙子愣了大约有半分钟，然后蹦出一句：“ 搞的不得了了？想打架啊？” “揍你！” 我答道。那位中年人对着这位小伙子说：“你这不是找打吗！”  小伙子看看这位大叔，再看看我，一句话没说，转身气呼呼地走了。我们完成了交易，这大叔一边交易，还一边说，这个小纰漏，就是欠打。我拿到票，急忙走进影院，电影已经开始，银幕上是片头的人名等。在工作人员的手电筒的指导下，我一边咕哝着对不起对不起，一边从一排已经坐好的观众前面挤进自己的座位。 电影结束后，我一边摸着口袋里剩下的八分钱，一边提心吊胆地走回学校。南边的门已经关了，路上人还有一些，不方便翻门。于是多走了几百米，从汉口路进去，走大门，平安回到宿舍。 PS： 上面写的事情，除了看电影退票打人打架之外，另两件也许有误。或许是其他同学退的啤酒瓶，而不是我；看的电影也可能不是《追捕》，而是《天云山传奇》，或《生活的颤音》，甚至可能是《早春二月》或《家》或《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解禁片子。 PPS: 那个年代，在小吃部喝啤酒，买酒的钱包含7分钱的退瓶费，但总有人忘了退瓶或不在乎那点退瓶费，就把瓶子留桌子上了。常常是服务员收集起来退掉，也是不小的补充收入。    

对徐媛老师博文 “从一个学生的角度也谈“教学与科研”的问题（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50184-815152.html）”的评论。 在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学生首先得确定自己是一流。 如果是，那么，你应该能够从一流的教师那里学到各种知识，包括创造知识的知识。 但这些知识不大可能来自课堂。 否则，一个教学型的大学才是适合普通学生的地方。 在这里，善于教学的老师会把知识仔细嚼碎，一点一点地喂给你，最终，你将学会很多知识，但很难学到创造知识的知识。 对赵美娣老师博文“讲课好的教师在高校为什么竟没有上升通道呢（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815233.html）”的评论。 我认为这与学校的定位有关。对于清华这样的所谓研究型大学，教师首先应该是知识的创造者，其次才是传授者。同样，研究型大学的学生也应该定位为未来的知识创造者而不是有竞争力的就业者。这些学生不仅需要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受到创造知识的训练。 研究型大学学生的就业率如果高于90%，基本上表明很大 一部分学生不是为了创造知识，而是为了就业进入清华。 对于教学型大学，其主要目的应该是传授知识，训练技能，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在这样的学校，教师应该是优秀的知识传授者，而知识的创造，则仅作为补充。同样，这样的学校的学生，应该以就业为目标。就业率和就业后薪水的高低，就代表了这些学校的水准。 前些年，似乎所有的大学都想成为研究型大学，这显然是荒谬的。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学把高达99.？？%的就业率作为政绩炫耀，更为荒唐。现在或许应该明白一点了？ 具体到方老师，其实应该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换一个教学型的大学任教，也许更为合适。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随着年龄变老，失去创造知识的能力之后，我自己这几年也一直考虑去一个教学型大学教书，但也一直下不了最后的决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宁夏南部大旱，农民种庄稼颗粒无收，就上内蒙古抓发菜。 同心县有一 庄子里一次 去了几十号人，回来的时候，由于火车不好坐，分成了两批。 头批回来的一人到家门口时，邻居（论辈分也是这人的孙媳妇）问：爷，你们都回来了，你孙子咋不见撒？谁知这家伙丢的本本地 扯咧个谎：我们没坐在一个车上，他们坐的那个火车的带 烂咧，明儿就来了。 孙媳妇信以为真。等第二天男人回来，见面就：**爷说你们坐的火车的带烂了，今儿才回来呢。 男人一听骂道：你个闷怂，人家给你编着扯谎着呢，火车是个铁毂轳，在铁路上跑着呢，那里的个带呢么。 女人：我又么见过个火车么，咋知道呢么，叫那个老不死的一扯谎就信了么。   

同心，预旺。 一位支教老师问当地同事: “王老师,下午去教育局是开车去嘛?”  “么麻达…. ” 预旺王老师答到. 支教老师紧张地问: ” 没马达怎么走啊…. ” 

最近听说交大某系发了一个通知，要求任课老师严格遵守。否则会处罚，其中有类似如下条款：若缺课一次，算超级教学事故，可能面临被解雇；上课迟到x分钟，算一般教学事故，通报批评；上课迟到y分钟算严重教学事故，通报批评且扣除当年津贴若干；若上课迟到z分钟，算重大教学事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扣除当年津贴若干，三年不得申请提职。 一位老师母亲病危，处于弥留之际，这位老师也不得不上完了课，才匆匆忙忙赶往千里之外的医院看望母亲，然后还得再赶回来上课。如果老母亲拖着不死，这位老师也就必须每周两次，在千里之间的两地奔波。母亲自然重要，可丢了工作也是很不好玩的一件事。

中国的怪现象之一，是一帮没钱的不会投资的在台上给台下的有钱人讲怎么怎么赚钱。今天我在无锡的财富论坛上给台下的有钱人这么说。 中国的怪现象之二，是一帮最缺德的人在上面给这个国家最不缺德的老百姓讲厚德载物。 之三：是一帮不交养老金的给交养老金的制定他们的延迟退休计划。  

野狼的力气确实很大，但攻击人的并不多。 几个关于狼的故事：1，小时候遭遇过一次狼，大约7-8岁，是中午，背了一捆草走累了，靠在一个田埂上休息，刚把草靠上，一只狼从头顶飞跳而过，跑了，当时，差点吓晕过去。 2，小时候听来的，不知真伪。晚上，村上一小伙子外出归来，一狼尾随10余里，相距大约50m左右。小伙子还算镇定，一直走到靠近村子的地方时，终于要奔溃了，开始向村子狂奔，狼也跟着狂奔。恰好有一当年备战挖的战壕，宽约2米，小伙子跳了过去，而狼则在战壕前急刹车，然后回头走了。 3，还是听来的，是真的。一村民（杀猪的）的小孩常年生病，有人给一偏方，说狼肉可以治疗，这位屠户约了几个人去掏狼窝，抓了一只小狼，被老狼发现，追了上来，屠户以一把杀猪刀做武器，最终把老狼给捅了，不过自己也严重受伤。好像全村人都尝了狼肉的味道。 大约1972年之后，村子周围就没有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