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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 (1)

2010年,曾经写过一个帖子,简要回忆了1976年在河西的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http://www.66txw.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71&extra= 这个帖子是那个简要回顾的细化。已经快40年了,时间已经消磨掉了太多的记忆,也模糊了太多的记忆。因此,基于记忆的内容往往是不准确的,特别是在时间次序上,更容易前后错位。但一个个片段,往往又是精确的。我试着竟可能准确地理出一个时间顺序,把还记得的一些片段串起来。因为是个人回忆,所以总是以我为中心的。 1976年6月,经历了从小学到高中的10年学生生涯,从预旺中学毕业了。回到家,就立即开始了一个年轻农民的生活。先是夏收,收豆子,拔麦子,然后是修路,打(土拜)。这一年,出了几件事。一月份周恩来去世,并没有在这个小地方引起多少波动,然后是如火如荼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在学校里搞的轰轰烈烈,但乡下似乎也很少受到影响。由于文化生活的极度缺乏,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还是很受群众欢迎的。进入9月份,大队得到消息,公社在10月初要组织一次文艺汇演,各个大队的宣传队将参加汇演。这一年从高中毕业的两位,我和另一位同学,也加入到了宣传队之中。9月初的几天,终于可以轻松的拉拉唱唱跳跳,无需繁重的劳动了。 9月9日下午,我们正在排练,大队副支书跑来通知我们,讲接到公社的通知,下午两点(?)有重要广播,注意收听。等到2点,收音机里开始放哀乐,然后广播了《告全国人民书》,毛泽东去世了。宣传队自然解散。按照公社的部署,大队设了毛主席的灵堂。第二天,全大队的社员陆续前往悼念。灵堂由大队的武装民兵守卫。那时候,大队的年轻农民都是民兵。民兵分为三类,一是武装民兵,全大队有10余人,队长由一位担任副支书的退伍军人兼任,配枪,有两支56式半自动步枪,几支三八大盖和几支79步枪。按照当时的规定,武装民兵可能随时紧急集合执行任务。集合的信号是三声炮响,而这三声炮是用当时防冰雹的炮来打的。第二类是基干民兵,包括了一个年龄段(大概是16-35)的所有贫下中农和可以改造好的地富子弟。第三类是普通民兵,大概是45岁以下的贫下中农和改造好的地富子弟等。9月9日晚,有一次紧急集合,武装民兵中的一位在炮响后一个小时还没有到达。然后,两位武装民兵前往这位的家中,发现他还在呼呼大睡,根本就没有听到炮声。这两位当场就缴了这位的枪,把其带到大队部。武装民兵队长当场宣布把其降为基干民兵。 9月10日上午,我和同村的几位一起去毛主席的灵堂悼念,到了灵堂,立刻就被宣布加入武装民兵,发了一支79步枪和5发子弹。原来,前一天晚上,领导已经决定由我替补那位被降级的武装民兵。灵堂设在小学的一个教室里。此后几天,我们十几个人白天持枪站在灵堂两边,保护灵堂,看一拨一拨的人来悼念,痛哭;晚上就拉几个桌子,睡在灵堂内。直到9月18日开完追悼会,撤了灵堂。追悼会之后,大队接到通知,要派一位理论骨干去县委党校参加培训,以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我被大队选中去参加。几天后,我第一次到了县城,住进了县委党校,参加了长达三周的培训。这三周,党校的老师辅导学习了《告人民书》,《悼词》和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 培训结束后,在回公社的车上,遇到了初中时担任马高庄中学副校长,当时已经是马高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和父亲是好朋友,在我读书时曾给予很多照顾。到公社下车后,他叫住我,说可能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参加工作。他说他在县上见到水电局的领导,得知每个公社要配备一位亦工亦农的水利干事,他觉得我比较合适。当时,公社已经配备了农业干事,林业干事。这些干事每月有36元补贴,其中的21.6(60%)元要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按照平均工分给计工分,14.4元作为自己的生活补贴。回到家后,一方面很兴奋,感觉可以离开农活了,但也觉得不大可能。大约过了20来天,正在为大队箍窑,有人从公社带来了县水电局的通知,让我10月28日到县水电局报到。拿到通知时,已经快要收工了,一起箍窑的几位说,最后一天干活了,得多干一点。我看了一下,正好有一个窑的胡基还没有上,我就说,我来把这个窑的胡基丢上去吧。然后,上去了一个人接,我开始朝上丢。期间,换了三个接的人,我则是一口气丢了一个大概5米长的窑的所有胡基,丢完之后,全身都湿透了,坐下来歇了一会,抽了一根自己卷的旱烟,结束了几个月的生产队劳动的生涯。 10月28日,我搭乘了一辆去同心的便车,背着简单的行李,下午3点左右到达县城。因为刚刚在县城学习了三周,对县城的各个部门的位置已经很熟了,下车后直接走进了水电局。水电局里好像只有二、三个人,蹲在院子里聊天。我给他们看了通知,这几位经过一阵商量,终于确定我应该去和草沟报到。他们告诉我等一会儿有一辆车去和草沟,让我跟着车去。听到和草沟这个地名,我大致明白了,也觉得很神奇。因为在出发前一周,我已经被大队确定为参加和草沟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的民工。本以为不需要去和草沟了,没想到换了个身份,提前来了。这一年,因为历经数年的引黄工程即将通水,县委决定在河西平田整地,修建水田。号称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从全县的各个公社调集民工参加。 在水电局的院子里等了大约二个小时,车来了,是给和草沟运送东西的车。驾驶室已经有人坐了,我爬上车厢,站在一个空着的角落,摇摇晃晃地被拉到了一个大院子。下车后,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该去的地方—施工组。施工组由水电局的一批年轻人在两位老师傅的带领下构成,外加刚刚接到通知的,来自各个公社的水利干事。我去的时候,只有窑山公社的干事已经来了,这位来自窑山的干事叫马玉芳,看上去是一个女性的名字。 这个大院是同心县的五七大学的校园。五七大学的校园成为了会战指挥部,县委书记文力是总指挥,当时县里的几位领导:贾廷安书记,彭学伏书记,马成义书记都在这里。此后的两天,各个公社的水利干事都到了这里。水电局的两位老师傅,陈明耻和高登山,给我们布置了任务:每个人每天巡查各自公社的工地,检查和监督施工质量,解决施工现场的技术问题。然后,大概用了两个小时,讲了讲一些施工的技术要求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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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在交大的第一次重大教学事故【来自 饮水思源】

发信人: Colloid(老马), 信区: PhysDept标 题: 本人在交大的第一次重大教学事故(转载)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11年09月06日13:12:34 星期二) 【 以下文字转载自 forum 讨论区 】 【 原文由 Colloid 于 2011年09月06日13:11:50 星期二 发表 】 【 原文链接 】 今天上午,接到教务员电话,告知昨天开学第一天,有一门课本人没有去上。 作为20+年教龄的老师,当然知道此事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是重大教学事故。 二十多年的教学,本人从来没有出过任何教学事故。 但是,开学第一天的课我可是去上了呀,而且提前至少5分钟到达教室。 教务员告知,课程的名称是“计算物理”。 我有十几年不上“计算物理”这门课了,这绝对不可能!!!!!! 仔细回忆,总算想起来上学期查课程网页时,发现自己名下有一门“计算物理”课。当时 就立刻与教务相关的领导交涉,后搞清楚是致远学院的课程,似乎是因为任课教师为新引 进教师,报到手续还没有办好,先挂在我的名下。这似乎也不是大问题,挂就挂吧,新老 师办手续确实需要时间,理解。 上周末,为了确认,再查了一次课程网,我的名下只有我自己的“热力学统计物理”一门 课了。我自认为这门暂时挂名的课已经转到任课老师的名下了。 没想到,竟然就出了大事故,本人似乎要对此事故负全部责任,又似乎完全没有责任!! !!! 而刚刚得到的消息又是出人意料的好玩:这门课已经在上课的前两天,星期六被取消了,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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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另类的科学家

注1:自1978年初入南京大学物理系始,即开始物理学的认真学习与研究,至今37年有余,虽发表文章百余篇,但无一能够拿出来炫耀。显然不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 注2:在近30年的研究过程中,从各种渠道获得过数次官方资助,但大部分的研究并没有申请资助,往往一时兴起,想出一个练习题,算上一通,看看好像没有人算过,也就拿出去发表了。有一些被审稿人痛批为胡说八道,胡思乱想;也有些被认为是没有发表价值;这些或通过据理力争最终发出去了,或自我感觉审稿人说的似乎在理,就留下了。大体而言,被拒而没有发出去的文章大约有发表了的文章的三分之一左右。还有一些,做完了,发现有人做过了,也就留下了;或者做完了,自己感觉不值得拿出来,也留下了。这一类的总数比发表出去的稍多一些。据说民科的特征之一就是成果得不到发表,而我的成果的一大半都没有发表,所以似乎也可算作是民科。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曾经和几位自认为做出重大成果或认为物理学这一块或那一块错了的研究者打过交道,这里追记几个印象比较深的,留作资料。我不想把这几位称作民科,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不足以提炼出能作为民科特征的共同点。但他们确实不能算作正规的科学家,且称其为另类的科学家吧。这里的另类没有贬义。 最近,在科学网见证了一位我认为可以称之为民科的博主。这位博主的博文和其后的评论与回答基本上提供了一个我的心目中的民科的标本。 研读宇宙斥力理论,终不得要领 在读大学的时候,大约大一下或大二上,一日中午,下课后回到南园直奔三食堂,在食堂门口有一中年人(也许30来岁)在散发一本小书,我也赶快上去抢了一本,书名是《宇宙斥力理论》。作者的名字已经忘了。这本书我保留了很长时间,好像是在1988年研究生毕业,离校理东西的时候才扔掉的。 在拿到这本小书的差不多大半年时间内,我曾经多次试图去读懂这本有很多公式的小书,甚至一遍仔细地一面试图理解书中文字的意思,一面把书中的公式推导出来。但终于没有读懂。那一阵,自尊心颇受打击。 朱灿生理论横空出世 大概是大二或者大三的时候,南京大学突然出现了一件轰动的大事。天文系一位名为朱灿生的老师,在文革中的劳动改造期间,一边劳动,一边探索,通过分析月球的运行规律,建立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物理学理论。在一个学生组织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朱老师在学校做了几次讲座。我听过一次。 大体上,朱老师似乎认为量子力学等现代的物理学都是错的,他建立了一个更好的理论。印象最深的是朱老师在讲座中说,用量子力学算激光,用计算机也算不清楚,用我的理论,只要会打算盘,就能算出来。朱老师的讲座,特别有激情,有相当大的煽动性,一批年轻学子往往听得热血沸腾。讲座结束,很多人围着朱老师问问题,讨论,久不散去。那次听到的具体内容已经忘光了,只记得好像朱老师为氢原子建立了一个立体的能级结构,然后告诉我们,量子力学只能算出简单的能级,而他的理论中,能级是立体的,…。 当时,物理系和天文系确有几个同学受朱老师的影响,拒绝学习量子力学课,而是跟着朱老师做研究。这几位同学在后来毕业时,因为必修课未修,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 那个时候,校园的讲座比较多,同学们也特别用功,赶着听各种讲座。同样是天文系的陆埮老师也做过几个讲座。在比较了朱老师特别富有煽动性的报告和陆埮老师一脸严肃,没有废话,条例特别清楚的讲座后,直觉朱老师的理论可能不大靠谱,于是没有再去听。后来,物理系的几位教授和天文系的几位教授与朱老师有过一次交锋–好像是公开辩论。我曾经听到过物理系的两位教授在谈起此事时大发雷霆,直指朱老师胡说八道还误人子弟。 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时代,人体特异功能,耳朵认字是当时的热潮之一。朱老师的理论的卖点之一就是对于耳朵认字的解释。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是由于物理系和天文系的若干教授的强烈反对。朱老师的公开讲座好像停下来了。但他的研究大概没有受到太多影响。现在,30多年过去了,当年强烈反对朱老师的几位教授,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在安度晚年;因朱老师而毕业受到影响的几位同学,现在也应该年过半百了。朱老师应该年龄很大了,或许正在安度晚年,也许已经驾鹤西去。无论如何评价朱老师,他在那个时候,在南京大学留下了一道痕迹。 傅信镛擒妖 1988年初分配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报到不久,在理论物理教研室十几个人共用的办公室遇到了同是理论物理教研室的傅信镛老师,他和我讨论很长时间(大概有3小时以上)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显然,傅老师对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及相关的一些内容有过很刻苦的钻研,理解的也很透彻。同时,傅老师也给我介绍了关于Maxwell妖以及他的看法。结论大概是Maxwell妖是存在的,他要去找到并抓出这个妖。 后来,从其他老师处陆陆续续了解到,傅老师原是徐汇中学的物理老师,因对Maxwell妖特别有兴趣,设计了若干个实现Maxwell妖的方案。其中之一是利用两个并排的金属片,外加一个磁场,一个金属片发射的热电子中能量高的一部分因磁场的作用会落到另一个金属片上,最终在两个金属片之间建立起电场。如果从两个金属片引出导线,并连接负载,就可以对外做功,从而实现了从热(环境的热)到功的转换。这个方案如果成功,显然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傅老师带着这个方案,拜访了不少物理学家,包括王竹溪,郭敦仁,钱伟长等人。大多数人对他的方案不看好或直接予以否决,王竹溪曾经给他仔细讲解热力学第二定律及其背景,指出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结果是不可能的。但也有少数专家对他的设想给予支持和鼓励,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钱伟长和方俊鑫两位教授,在这两位的支持下,他获得了1000元的经费,同时也调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做实验来验证他的结果。 傅老师设计,并在某电子管厂加工了若干个封装了两个金属片并引出导线的真空管,并在磁场下做了测量,似乎是测出了电流。但是,他的管子里面好像还封装了用于对金属片加热的装置,因此,这个测出的结果并没有得到认可。1000元很快就用完了,傅老师没有得到后续资助。但他并没有放弃,曾经花过一段时间学习英文,打算去美国做这个研究,但似乎没有找到能资助他的地方,不过傅老师的英文还是大有长进的。在交大,开始给他安排的是热学课程,因为他对这一块最熟悉,但后来有老师发现他在课堂上大讲他的看法,对热力学第二定律太多批评,认为很不合适,就让他改上理论力学课了。作为同事的十几年中,傅老师好像一直在设法做实验,也似乎一直没有成功。 再后来,傅老师退休了。退休后在一些民办大学教物理,赚了些钱,于是,他又开始自费做实验了。这一次,他的管子里没有加热设置,完全处在环境温度下。磁场改用一块永久磁铁而不是电磁铁。最关键是买了一台灵敏度很高的电流计。终于在制作出的若干个管子中找到了一个有电流输出的管子。然后,已经年过70的他,背着他的管子,电流计,磁铁,在多个地方做演示。我也为他安排在交大物理系做了一次演示,但遗憾的是来看的人很少,好像不到10个人。印象中,电流表指示的输出是稳定的;电流的大小随磁铁离开管子的距离变化也很清楚;磁场反向时,电流也反向。当然,电流的绝对值非常小,似乎是在几十或几百个fA(十的负十三次方)。傅老师认为他的结果完全证明了Maxwell妖的存在,从而实现了从单一热源获得能量并对外做功。但是,也有一些看过演示的人有各种疑问。我曾经建议他把这个实验结果认真总结一下发表。后来,听说傅老师到处演示,试图说服大家接受他的结论。 那么,傅老师的这个结果到底应该如何看?我自己也觉得有点疑惑。他的系统已经很简化了,系统包括了一个真空管和封装在里面的两个金属片,一块磁铁。然后,这个系统似乎是从单一热源(环境)吸收热量,并以电能的方式放出(如果把电流计作为负载)。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1,这个实验结果是否是真的?因为没有人重复过他的实验。事实上,这个实验并不难,但确实没有实验家去重复。2,这个结果如果是真的,是否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一件大事,这是因为建立在两个定律之上的热力学能够给出很多很一般的关系,这些关系与现有的实验事实都符合。特别是,历史上制造永动机的所有的尝试,都还没有成功过。其实,有一些看过演示并相信其结果的老师和学生也认为不会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但这些人的解释不尽相同。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输出的电流太小。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电流源,外接一个电阻为200欧(如发光二极管)的负载,其输出功率大概是十的负二十次方瓦的量级。从而完全没有实用价值。我想这也许是实验家没有兴趣去重复的原因:一方面完全不具备实用性,另一方面相信不会有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事情发生。 我个人当然对这个身边发生的事情应该有一个态度。我的认识是:1,傅老师不可能故意造假。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过于执着,且千方百计的要得到这个想要的结果,但不会通过蓄意造假去获得;2,傅老师的实验结果确实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相违背;3,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不需要在他这个系统中成立,更明确一点,这个实验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完全不相干。理由在于,如果根据他测量出来的电流的数字反推回去,我们可以发现,在他这个差不多10厘米尺寸的装置里面,在某个时刻看上去大约只有几十个电子在两个金属板之间转移。对于几十个粒子而言,谈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毫无意义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说的是宏观的热力学系统!如果推论多个傅老师的装置合起来可以达到可观的电流输出的话,那么大概需要几千万个这样的装置组合起来才能加出毫安量级的电流! 傅老师几十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去证明Maxwell妖存在(也就是否定热力学第二定律)。最后的结果对他个人来说,是大致上满意的,他自认为已经完全做到了。但是,认可他的实验结果的人有一些,但认可他的结论的人很少。傅老师已经七十多岁了,精神和精力都还很好,他一定会继续演示,继续试图说服大家接受他的结论。 杨本洛:三百年的物理都是错的 上海交大有两个主要校区,一个是徐家汇校区,另一个是闵行校区。目前学校的主体都在闵行校区了,但有很长一段时间,物理系的研究生在徐汇,本科生在闵行。我在两个校区都要上课,因此经常坐校车来往于两个校区之间。校车开行大约一小时,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传播八卦,认识朋友的场所,特别是在没有QQ和微信的年代。 有一次,我边上坐了一位瘦瘦的老师,看上去很精明干练。他问我哪个系的,我说物理,他就开始和我讨论起物理来了,好像是问我如何看待Prigogine,我大概是说Prigogine做了很不错的工作,建树很多,但有时候把一些物理概念外推的太多,…。他也许是从我这里听出了对于Prigogine的不敬(?),一下子就兴奋起来,说他第一次听到有物理学家对Prigogine这样说,他原来听到的都是对Prigogine的膜拜,…。然后,他就开始讲他的对于物理学的看法,大致上就是数学处理不严格,逻辑体系有问题,Blablablabla…,我基本上只能听着。终于有机会讲话了,我说,对于理论物理的题目而言,第一重要的不是严格,而是先试着算出个数字来,去和实验结果比较看能不能对得上。他立刻打断,说物理学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不讲逻辑,只凑与实验符合,blablabla….。车到站了,他很客气地告别,说讨论的很高心,希望下次再讨论,互道再见。 过了几天,与住在同一小区的一位做流体力学的老师说起此事,这位老师告诉我这个人肯定是杨本洛,是他们系的老师。然后说了一些他的情况:江苏某个学校硕士毕业后留校,研究流体力学,认为流体力学的几个什么理论是错的(这个老师告诉我了,我确实不懂,也没有记住,好像其中一个是边界层理论?),然后就找力学界的人,写文章,但力学界的人都不认为这些理论错了,文章也发不了,也申请不到研究经费。因为在那个学校教《工程热力学》,又发现热力学的一些问题,于是又开始热力学的研究。因为没有经费,工资又低,虽是理论研究,但也要买书,查资料,到处跑找人,…,搞的家徒四壁。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没有能够发表文章,但把研究的结果写了数十万字的书稿。后来,上海交大一位做传热学的老先生知道了这个人,深受感动,在老先生的强烈建议下,杨本洛调入上海交大,当时学校主管科研的常务副校长批给他一笔数额很小的经费,支持其研究。 再后来,就不断听到杨本洛教授的一些事情,大体上是他已经从流体力学,热力学进化到整个物理学了,而他似乎发现从牛顿力学到量子力学的三百年的物理学都有严重的问题。由于种种我所不知道的原因,虽然杨本洛得到了校长(即前面的那位常务副校长)的大力支持,但他在他所在的系似乎受到了一些压制。例如,他开的一门研究生课,专门讲他的流体力学和热力学研究,但没有研究生选这门课,杨教授发现是这个系的导师们都反对自己的研究生选,等等。 于是,校长召集了一次沟通会,把杨教授,其所在系的领导,物理系的领导和几个教授,以及交大学报的主编,出版社的主编召集在一起,商量能否把杨教授调到物理系,为他成立一个研究组,理由是他的研究与物理学的关系更紧密,同时商量如何支持杨的文章的发表问题等。会议开始,先请杨教授给物理系的教授介绍一下他的近期工作。我是物理系参会的一员,当时,他介绍的工作是他发现Maxwell方程是错的,印象中他好像开始时说Maxwell引入位移电流的逻辑上有问题,等等。我当时打断他,说引入位移电流的逻辑有没有问题不重要,现在已经有了这一套方程,你可以不用管方程是怎么来的,只要方程解出的结果都和实验符合就可以了。他接着说,因为逻辑上的错误,导致位移电流的符号错了,位移电流的符号应该翻过来,…。我当时年轻气盛,立刻反驳,告诉他绝对不可能,因为如果位移电流那一项的符号反过来的话,就不可能有电磁波的解,而电磁波的存在难道也要否定?当时,好像是把杨教授给冲懵了。不过,他没有激动,还是很从容地继续要说Maxwell的逻辑错误。校长看到这个状况,就没有让杨继续讲下去,说看来这个方案不现实,在另一个系,还没有当面吵架,现在当着校长的面就吵起来了,杨本洛到了物理系肯定会有更多问题。杨本洛调到物理系的设想就此终止。然后就散会了。我们走了之后,他们又商量了出版事宜,结论是请杨把他的成果整理成文,交给学报,由学报按照正常途径送审。同时,把书稿交出版社,由出版社找专家审读后出版。 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的结果是:文章没有送审,因为杨教授提交到学报的文章非常长,而且不规范,且又拒绝按照学报的规范(其实也就是所有科技期刊的格式规范,如文章的长度限制,格式等等规定)修改。书稿之一送给了物理系的一位老教授审阅,当老教授看到其中一节说Lorentz变换不构成群,因而狭义相对论连理论都不是时,大为光火,写了个彻底否定的意见交给了出版社。这位老教授后来给我说到此事时还很激动,“竟然说Lorentz变换不能构成群,简直是污蔑物理学家的智商!”,我当时好奇,问这位老教授杨的书中有没有论证,他说,有一堆公式,但他没有看,如果那一堆公式论证了Lorentz变换不构成群的话,那些推导肯定是错的。不过,这套书后来由交大出版社出版了,校长还写了前言。我随后也失去了好奇心,至今不知道杨教授论证Lorentz变换不构成群的过程错在何处? 在交大换了校长后,杨本洛教授就失去了支持,年龄也到了,退休了。 陶宗英教授大战量子力学 陶宗英教授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分配到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工作。他的硕士论文好像就是关于挑战量子力学的。到交大后,他发现了两本量子力学的教课书对于一个量子力学最简单的问题,一维无穷深方势阱的处理不同,给出的答案也不同。这两本书一本是Landau的量子力学,另一本是Pauli的量子力学。Pauli和Landau都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由此出发,陶宗英得出量子力学本身一定是错误的结论。他的理由很简单,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对同一个量子力学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那么量子力学一定是错了。 我曾经仔细看过这两本书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求的是基态的动量分布,Landau的书按照量子力学的标准方法,先解出基态波函数,然后把基态的波函数用动量的本征函数–平面波展开,求得动量的分布;而Pauli则只看阱内的波函数,因其为一个左行和一个右行的平面波的叠加,直接得出动量的分布是两个Delta函数之和。如果势阱的宽度足够大,Landau的结果趋于Pauli的结果。严格说来,Landau是对的,Pauli的不对。因为Pauli没有考虑阱外的波函数(应恒等于0),但动量的本征函数是定义在全空间的。在实用上,这个问题大概在粗略考虑一块材料对于电子的约束时,可以作为一个模型。在这类问题上,因为阱的宽度是宏观大小,可以看作趋于无限大,两个结果是完全一致的。陶宗英坚持认为是量子力学本身的问题导致了这样两个不同的结果。 接下来的进展和很多类似事件非常相似。陶写文章,审稿通不过,或者不送审,直接拒稿。于是,他开始在校内做了数次报告,每次都亲自发广告,贴海报,希望争取学生。同时也通过找领导,找媒体来扩大影响。当时,上海交大校报的主编,同时兼文汇报通讯员非常同情和支持他,在校报上发了几次陶宗英的文章,每次都被物理系的研究生写文章反驳。来来回回讨论了几次。不过,物理系的研究生和其后面的老师的反驳其实并不是干净利落,他们反驳的核心是说Landau和Pauli都对,Landau和Pauli用的是不同的边界条件,即Pauli用的是周期性边界条件,这是固体物理中常用的处理技巧。但陶宗英坚决不认账。所以,对于物理系的学生和老师而言,这个问题是清楚的,但他们总是不愿意说Pauli不对。这个事情的高潮是校报的主编以文汇报通讯员的名义写了一个交大老师挑战量子力学的报道,刊登在文汇报的头版,这张报纸又被在交大的多个海报墙,橱窗内张贴。 中科大的张永德教授在他的量子力学教材中专门写了这个问题,也批评了陶宗英的一些特别夸张的说法和文汇报的报道。我认识陶宗英,且多次闲聊,也交流过这个问题。实际上,陶宗英对于这个问题是明白的,但他确实认为量子力学有问题。之所以非常夸张的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问题很简单,而且涉及教课书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便于炒作和引起重视。他的目的,是希望由此获得支助,招一批人和他一起去花时间质疑量子力学。当然,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在私下,与陶宗英的交流还是很容易的,而且他也能听得进不同意见,但是,他也非常坚持量子力学是错的。陶宗英退休后,没有继续做这些事情,而是在过一个退休老人的生活。 各路大侠过招,指东打西 2011年,上海市科协原副主席,现任老科学家协会会长陈积芳先生打电话给我,商量一件事情,我当时是上海市物理学会的秘书长。大致情况是,有一位来自崇明(或奉贤?)的退休的中学物理老师(名字想不起来了)做了一个实验,实验结果与相对论的推断不一致,然后就找领导,找媒体要求鉴定他的结果,认为他推翻了相对论。然后,某个领导(我没有问是哪个领导,他也没有告诉我)批示让科协来处理此事,科协请他来做。为这个事,不知是哪个机构支助了一笔不小的经费。他让我帮他出个注意,如何做比较好?我问他有什么打算,他说请几个专家,开个研讨会,请这位老师讲一下,再讨论讨论,如果能做个结论最好,做不了结论也行。 按照我的经验,如果这样做,根据请的专家的不同,或者吵的不可开交,而且是各说各的;或者专家一言不发,听完就走路。做结论不大可能,如果彻底否定了,这个老师可能当场气晕过去;而要专家们做出个肯定的结论,也肯定不可能。我建议他把这个会扩大一下,把那些经常找他们的,做了一些自认为不错的研究又得不到重视的人请一些来,每人安排半个小时介绍其工作,每个报告后面安排一点讨论。开完会或开会前找个领导,或直接由他讲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这样,我估计就能交帐了。我同意参加这个会议,但最好不发言。 然后,陈先生就组织了这样一个会,把我,还有上海技物所的一个研究员作为专家请去参加,同时作为专家的还有几个人,其中之一是从北京请来的一个姓范的老先生。会开了一天,这个中学老师讲了一个多小时,大致是说用一个医用的加速器打出来的电子做实验,发现不同能量的电子在一个固定磁场下的回转半径相同,然后通过量热学方式测量,动能也大致相同。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他测量的就是相同能量的电子。后来,有一位来自北京,似乎是做过加速器技术的老先生问他的不同能量是如何确定的,他说加速器上有能量调节的开关。这样,我几乎可以肯定他用的就是同一个能量,要么加速器的调节开关坏了,要么是他根本就不会调能量,这位老师也做了一些分析,遗憾的是里面有明显的错误,例如,有一处一个简单的求导数也算错了,这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坐在下面的一位老先生指出了这个错误,休息时,我特地看了这两位老先生的胸卡,北京那位的名字想不起来了,指出求导错误的就是科学网的张操博主。讨论没有结果。其他人每个人都展示了他们自己的研究。在整个过程中,发表评论最多的是北京来的那位姓范的老先生,老先生口若悬河,居高临下,发表了不少高论,不过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我和技物所的那位研究员坐在一起,后来就一直在说悄悄话。去的时候,还担心万一要发言,不知如何讲,讲什么。后来发现担心完全多余,参会的各路大侠发言非常踊跃,虽然绝大多数人没有听懂绝大多数发言,但讨论之热烈,发言之积极,比我参加过的大多数学术会议要好得多。会议开了一天,陈积芳会长晚上又宴请了参会的各路英豪。我编造了个理由,没有参加晚宴。 找上门的壮士们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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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和南昌

关于南京和南昌,突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件真实事件:我在香港科大访问时,南京大学一位教授也去香港科大访问,中间去深圳看望女儿,第二天再去香港时,在罗湖被拒绝出境,而且不给解释。老先生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直接被拒了。然后,老先生换一个队,再排,一个小时后,眼看着排在前面的人一个个都出关了,到了他这里,又被拒绝出关,而且绝对不解释。老先生出去吃了午饭,想想没有道理,第三次又走进出境大厅,此时人少了一点,排了大概半个小时,又一次被拒出境,老先生同窗口内的人理论了几句,被外面值班的警察劝走了。这次,老先生确认是出不去了,又回到了女儿的家。吃完晚饭,打电话给我,简单告诉出境被拒,打算回南京了,让我告知科大的系主任,并委托我下次去深圳时把他的东西带过去,交给他女儿。我们几个人便鼓励老先生晚上再试一次,在闭关前人少的时候去,问清原因。 晚上,老先生第四次到达出境窗口,不出所料,里面的人看了一下他的通行证,便退了出来,说不能出境。老先生再次问为什么,回答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出境。然后,老先生又一次和里面的人理论起来,而且强烈要求他们的领导出来解释。于是,值班的小伙子盯着老先生,问:你叫 XXX? 答:是的,我叫XXX。问:62岁?答:是的,62岁。 问:家住 江西省南昌市南京西路? 答:不对!住 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 小伙子再仔细盯着老先生看了一会,说,把证件给我。 老先生赶快把通行证递了进去,小伙子拿着通行证,仔细翻看了一遍,再翻到照片页,眼睛在通行证,老先生和窗口内部边上的墙上来来回回扫了几遍,然后翻开通行证,敲了一个章,退了回来,说,可以过去了。老先生二话没说,拿起通行证,快步向港方的入境处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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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旺城的馆子,同心城的汉民食堂

在我很小的时候,也许5岁到8岁之间吧。逛预旺城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预旺城是那一带的经济中心,每逢农历的三、六、九,是预旺的集,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赶集。 那时的预旺城有两个商店,一个是百货商店,主要是卖布,热水瓶,搪瓷碗,搪瓷缸子,笔墨纸砚,香皂毛巾,香烟火柴等等日用百货;另一个是杂货店,主要卖铁锨,锄,犁铧,斧头,锤子,铁钉等等。 有一个市场,每当逢集,市场上摆满了东西,主要是蔬菜,以及每年某个时段会有卖桃子,杏子等当地水果的。还有卖背斗,扫帚,草帽,笤帚,簸箕,筛子等等。市场上还有一块地方是卖羊,猪娃子,鸡,兔子等的地方。 预旺城有两个卖饭的地方,一个靠近鼓楼,习惯上称之为食堂,是清真的,主要卖烩面和油酥馍;另一个在鼓楼以南大约200米处,习惯上称之为馆子,卖猪肉,最有名的是卤猪肉。馆子的老板兼首席厨师姓刘,人们称 其为刘大师。似乎那个食堂是国营的,这个馆子是私营的。我记得曾经在馆子里吃过一次猪骨头,是母亲带我去外婆家路过时,好像买了一点卤猪肉作为礼物,然后给我买了几块骨头。骨头上肉已经很少了,刘大师先把骨头称了一下,让我啃,把比较容易啃掉的肉吃了,交回去,再称一下,两次之差就作为肉的分量算钱,然后,再把骨头还回来,还可以继续把剩下的难啃的肉慢慢啃完。那时候,奶奶喜欢赶集,每次都要带上我,其实我很不愿意去,但是,每次赶集,奶奶都会在食堂买一个油酥馍,她只吃很少一点,大部分都会给我。为了那大半个(差不多就是整个)油酥馍,每次还是跟着去了。 后来,馆子就不开了,是何时,因何原因关门的,完全不知道。也许与文革有关,也许是别的原因。关门的时间应该不会晚于1968年。我在1974年到1976年期间在预旺读书,那时候食堂还在,似乎在那两年期间再也没有去食堂吃过东西,而且好像油酥馍也不卖了。在这期间,预旺城的集好像也没有原来那么热闹了,不过各种买卖还是存在的。 1978年离开老家去南京读书,每年夏天都会回去。预旺的集还在,而且热闹了很多。卖猪肉的馆子没有恢复,市场里买卖猪娃子还是没有问题的。 再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像市场里面不能卖猪娃子了。随着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市场也越来越萧条了。现在,好像在预旺城任何与猪有关的生意都没有了。 预旺周围,回汉族的人数大体相当,两个民族之间长期以来基本上和谐相处,似乎没有出现过大的民族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在不知不觉中,伊斯兰的风俗在这个小镇上彻底占据了统治地位。 同心是县城,我1976年到1978年因参加过两次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参加过一次党校的学习。合起来在这个县城住过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那时的县城基本上就一条街和与这条街相交的一条路。十字路口有县城最高的建筑,同心电影院。路好像是东西走向,靠近西边有同心中学,东边的路两边有医院,县党委及革委会,武装部,水电局,畜牧局等。街是南北走向,十字路口以南是商店,商店再南,有一个旅社,旅社的两边是两个食堂,分别称为回民食堂和汉民食堂,好像与旅社是一家。十字路口以北,比较清静,好像有物资局,还有一个称为招待所的住宿的地方。 在同心期间,我曾经在汉族食堂吃过饭。 高考的几天,我就住在旅社里,每天都在汉族食堂吃饭,每天都吃一个熘肝尖,就是一大盘炒猪肝,再加上两个馒头,好像是8角钱。8角钱在那个时候是一大笔钱了,但因为高考,所以就改善了几天。 读大学时,每次路过同心,大概过于匆忙,没有任何吃和住的记忆了。读研究生时,大概是1983年回家,路过同心时,有几个同学在同心工作了,住了一晚,几个同学请我在一个大概是姓丁的老板开的饭馆吃了一顿炒揪面。那个时候,好像汉民食堂已经不存在了。 在同心县城,居民以回族为多。在各个机关和单位的工作人员中,回汉大概各占一半。而机关的住房,并没有以民族划片,往往一个汉族的邻居就是回族。这样以来,为了不对回族邻居的生活造成影响,汉族在家通常不吃或很少吃猪肉,久而久之,特别是对于在县城出生长大的一代又一代,其生活习惯也就基本上回族化了。况且,同心城的回族饮食确实非常美味,从干粮馍,馓子,油香等主食到羊羔肉,手抓羊肉,炒胡搏,焖肚子,羊杂碎等等肉食,无不色香味俱全。所以,吃的回化并没有感到美食的缺失。 于是乎,很自然地,这些曾经是回汉饮食平分秋色的地方,其饮食习俗,继而某些生活习惯,也都伊斯兰化了。 去年,得知作为回族自治区的宁夏,比全国人民至少多了一个假期,开斋节。那些并不信仰伊斯兰的汉族们,也在认真地过着这个伊斯兰的节日。 30年左右的时间,以一种不知不觉,和平和谐的方式,把一个地方的文化彻底地演化成一种伊斯兰文化。生活在当地的人,甚至感觉不到这种变化,但30多年前就离开那个地方的我,对这种变化的剧烈,还是深感震惊,特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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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香的那一顿猪肉

小时候,到了每年的腊月二十几,各家就开始宰猪了。 在那里,宰猪是一件大事情,通常要请一个屠夫,还有几个帮忙抓猪,烫猪,拔毛的。 猪被褪毛后,屠夫首先把猪头卸掉,再把猪脖子一圈的皮洗刮干净,卸下来,交给主人去煮烧。然后,大家一起帮着屠夫把猪洗刮干净,开膛破肚,把肝,肺取出,板油拔出,肠子,肚子掏出来翻好,大致冲洗干净。再卸去猪蹄,把猪分成两半,放到主人指定的地方。 完成这一系列工序,就可以拍拍身上的尘土,洗洗手,等着吃饭了。通常是米饭,回锅肉,炒洋芋丝菜。一般,一个村子,帮忙宰猪的就那么几个人,大致上是力气大,干活麻利。因此,在第一家吃肉比较多,宰了几家的猪之后,也就吃不了多少了。 这里的回锅肉是货真价实的回锅肉,不加任何菜的。 如果自己家的猪还没有宰,听到别人家宰猪,此时已经大半年没吃到肉的小孩是很馋的,往往跑到宰猪的那一家去玩,一方面,看宰猪的整个过程,然后吹猪尿泡玩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另一方面,肉的香味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不过,一般来说,肉只给来帮忙宰猪的人吃,跑过来玩的小孩子是不会被招待的。 但也有例外,有的人会给来玩的小孩子饭和肉吃。在田家塘,就有这么一位女主人。他们家比较奇特,丈夫比女主人大很多。女主人的父母好像只有两个女儿,所以和女主人住在一个院子里。这家的大儿子和我同岁,读书特别不好。 大概是1975年的2月份,过年的前几天,这一家宰猪。我当时刚上高中不久,已经放寒假,在生产队劳动。这一天,我和另一位,是这个女主人的侄儿,被派往另一个村子,王家团庄做一件事情。出发前,那位侄儿说他大妈家今天宰猪,我们去吃了肉再走。我有点犹豫,但还是经不住肉的诱惑,就一起去了。肉煮出来没有多久,还有点热气。锅上正在做别的东西,炒肉,吃饭还要等一阵。但我们需要立即出发,不能等了。 于是,女主人把煮好的肉切了一碗,撒了点盐,拿了两块馍馍。我们两人就吃了起来。一碗肉,被我们两个人吃的所剩无几。吃好了肉,每人骑了一匹骡子,去王家团庄了。已经想不起来是去干什么,但清楚记得是骑着骡子去的。在此之前,吃过年三十晚上凉拌的猪头肉和猪耳朵,也吃过经过了回锅后的肉片子,还有在席上盖在菜上面蒸过的肥肉片子,但这样不冷不热,煮熟后没有任何其它加工的肉,还是第一次吃,印象中非常美味。后来自己也试着做成这样吃过,再也没有吃出过那个美味出来。 然而,好景不长。可能是吃的太多,又吹了一下午冷风,到了晚上,肚子开始不舒服了。当天晚上,村里在放一个香港拍的叫做《杂技英豪》的记录片,虽然已经追着看了好几遍了,还是想看。没有在意肚子不舒服,又跑去看电影。看到一半,越来越难受,坚持不住,就回家睡了。炕很热,很快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然后,又醒了过来,极度恶心,从炕上下来,还没有走出窑门,就吐到地上了。吐完了,感觉好了很多。 第二天开始,一闻到猪肉的气味就恶心。恰逢过年,别人吃肉,我只能吃素。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吃猪肉。记得,偶尔家里如果吃一次肉的话,老妈会熟一点油,给我一碗油拌面,或者炒两个鸡蛋。直到差不多一年后,又开始可以吃一点了,而且,一旦吃起来,很快又变得特别能吃。 和我一起吃肉的侄儿在此后没过几年就因病去世了。 多年后,这家的女儿嫁给了我的弟弟。 又过了很多年,看到了弟弟的儿媳妇发在微信上的照片。照片上,当年的女主人已经老了,牙齿也不全了,但样子还没有变。 于是,就想起了这段吃肉的故事,  赶快把它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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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架,退啤酒瓶和追捕

看了李老师的在科学网发的博文 从“大岛茂”到“汤川学”:日剧中学者形象的嬗变, 激活了大脑中的一些记忆片段。曾经有几年,开始常常忘记最近的事情,但年轻时的事情,基本上上还都记得。这一年来,据说是脑子里有腔隙,然后差点脑梗塞 (腔隙性脑梗塞)。其后果便是,不仅常常想不起中午在哪个食堂吃的什么饭,或者是否吃过午饭。  以前的事情也都开始模糊了。想起一点好玩的,赶快记下来,否则,可能永远都想不起来了。 放映电影《追捕》时,我在南京大学读本科。有一天下了一场雨,晚饭后,有点闷热,决定去看这部很热的电影,顺便在电影院凉快两小时。首先,需要解决买电影票的资金问题。此时,位于南园的工会小吃部基本上客满。在门口观察一番,见有好几桌都在喝啤酒。 于是,一边在小吃部门口转悠,一边盯着喝啤酒的几桌的用餐进度。终于,有一桌结束了。但不幸的是用餐者之一拿起所有他们放在地上的啤酒瓶,走向收费处。继续转悠,盯紧看上去快要结束的一桌。无奈的是这几位吃饱喝足后,完全没有走的意思,而是一边抽烟一边闲聊了起来。继续,终于有一桌的几位站起来走了,桌子上留下了几个基本上空了的盘子,几个留着大半杯啤酒的杯子,两个喝空了的白酒瓶和四个没有喝空的啤酒瓶。等几位晃晃悠悠地走出小吃部,开始转着很不灵活的舌头互相告别,我从容走进小吃部,拿起四个啤酒瓶走到收款处,把四个瓶子往台子上一摆。收款员头也没抬,直接从抽屉拿出二毛八分钱,放到台子上,然后把四个瓶子放进边上的筐中。 拿着二毛八分钱,向南门走去,路过八舍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抬头望了望,有几个窗口有灯光,其他什么也没有看到。绕过八舍,出校门,左转再右转,向新街口方向走去。路过的第一家电影院门口没几个人,显然时间不对。接着就到了延安电影院,大约百米开外,就有人手上拿着两毛钱等退票,一路过去,不断被问有票多吗。延安电影院并不在马路边上,而是在一个大约三十米的小巷子内。到了巷子口上,便把两毛钱掏出来,拿在手中,站在那里。前一场很快就结束了,看下一场的人也陆续来了。我当时完全不报任何希望,打算电影开始后去看看能不能买到后面几天的票。 电影散场,人流散去。有票的也都进去了,周围全是等票的。电影开演的时间到了,等票者也陆陆续续失望地离开了。我正准备去看有没有预售票,这时一位大约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直接走到我身边,拿出一张票,说,等票啊,赶快进去,马上开始了。我正要拿过票来,一个年轻人猛扑过来,把我推开,去抢票。旁边是一滩水,我完全被推入水中。完全是下意识的,我一拳甩了过去,打到了那个小伙子的胸口上。这个小伙子愣了大约有半分钟,然后蹦出一句:“ 搞的不得了了?想打架啊?” “揍你!” 我答道。那位中年人对着这位小伙子说:“你这不是找打吗!”  小伙子看看这位大叔,再看看我,一句话没说,转身气呼呼地走了。我们完成了交易,这大叔一边交易,还一边说,这个小纰漏,就是欠打。我拿到票,急忙走进影院,电影已经开始,银幕上是片头的人名等。在工作人员的手电筒的指导下,我一边咕哝着对不起对不起,一边从一排已经坐好的观众前面挤进自己的座位。 电影结束后,我一边摸着口袋里剩下的八分钱,一边提心吊胆地走回学校。南边的门已经关了,路上人还有一些,不方便翻门。于是多走了几百米,从汉口路进去,走大门,平安回到宿舍。 PS: 上面写的事情,除了看电影退票打人打架之外,另两件也许有误。或许是其他同学退的啤酒瓶,而不是我;看的电影也可能不是《追捕》,而是《天云山传奇》,或《生活的颤音》,甚至可能是《早春二月》或《家》或《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解禁片子。 PPS: 那个年代,在小吃部喝啤酒,买酒的钱包含7分钱的退瓶费,但总有人忘了退瓶或不在乎那点退瓶费,就把瓶子留桌子上了。常常是服务员收集起来退掉,也是不小的补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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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兰极限

科学网介绍,赵忠贤院士获得何梁何利最高奖,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10/306513.shtm, 其中提到麦克米兰极限。 恰好很多年前我调研过这个极限。在铁基超导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时,科学网的博客中也讨论过它。 在陈儒军的科学网博客“铁基超导质疑总结”上,我当时写过一个评论,保留到这里。 ———————– [20]马红孺 2014-2-8 21:21我不知道所谓40K的所谓麦克米兰极限来自何处, 如果有人能提供文献,将非常感激。大约20多年前,兄弟我也跟风做过一阵超导研究,虽无建树,还是看了不少文献。当时似乎就有个麦克米兰极限的说法。但据我所知,这个所谓的极限并没有真正确切建立过。McMillan在1968年有一篇重要文章,非常仔细地求解了厄立希伯格方程,通过分析和拟合数值解,给出了一个超导临界温度的公式,按照这个公式,临界温度有一个上限,McMillan在文章中其实已经指出了公式的局限性,可惜后来使用的人并没有在意作者的忠告。1975年,Allen和Dynes重新做了类似的分析,但做的更深入,算的数字也更多,结果发现McMillan的公式的外推并不正确,而且给出了强耦合极限下临界温度的渐进公式,根据此公式,临界温度与耦合常数的1/2次方成正比,没有上限。1976年开始,蔡建华,吴杭生两位先生开始了临界温度的研究,后来龚昌德先生,蔡俊道,吉光达等加入,把基于厄立希伯格方程的临界温度的研究推到了最高峰。按照他们的结果,Allen和Dynes的渐进公式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厄立希伯格方程并不能给出电声子作用下超导临界温度的上限。这个上限如果存在的话,应该是通过 \alpha^2F谱和库伦赝势等参数体现出来的。这20多年,没有关注超导,是否有人算出电声子下超导临界温度的上限了?或者,仅仅是假借麦克米兰之名的一种看法? —————————- 戴希博士随后的评论中,两处对我的提问给出了非常确切的答案,也介绍了一些很有价值,值得保留的东西。也一并留存。 ————————————- [42]戴希 2014-2-9 14:3336楼的朋友,马老师的评论写得非常专业。我先回答一下老马的问题,没错,麦克米兰极限按照我的理解并非理论上的极限,而是总结超导领域的全部实验结果和理论分析给出的一个合理的估计。用了麦克米兰的名字来命名,是因为他最先提出这个问题,并给出了最初的解答。他提出的问题就是在电声子耦合作用下,金属体系发生超导转变的温度上限是多少?很遗憾20多年过去了,理论上还是不能算出电声子机制的Tc上限,问题其实远比我们想得复杂。去年六月,我在东大物性所参加讨论会,期间有位德国物理学家给了一个讲座,即Migdal定理在一些材料体系中不一定成立,所以建立在忽略顶角修正基础上的Eliashberg方程本身也并非适用于所有材料,也需要修正补充,那老兄于是汇报了他的加入低阶顶角修正的结果。所以现在超导界用的39K的麦克米兰极限,是一个综合了我们目前的实验和理论的知识给出的一个半经验的认识,36楼的朋友说得不错,MgB2是现在实验确认的电声子机制导致的超导体中Tc最高的,正好是39K。突破这一极限(目前铁基超导材料最高Tc将近60K)就意味着传统的BCS超导理论需要大幅度的修正,是磁性相互作用诱导的全新的超导机制?还是电声子作用也发挥了一部分作用?完全由电声子机制导致非常不可能,因为在超导的铁砷层并未发现振动频率特别高的声子模式,第一原理计算得出的电声子耦合强度也不是很大。这些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超导机理研究的核心问题。 [52]戴希 2014-2-10 10:5947楼的朋友的确比较好学,呵呵。以后只要时间允许,我一定多写一些科普的文章。下面来回答你的问题,其实马老师在他的评论里已经说得很明白,对强耦合超导理论的Eliasberg equation做仔细分析给出的渐进公式表明,在电声子耦合强度很大时Tc跟耦合强度的1/2次方成正比。这样一来似乎只要找到电声子耦合强度足够大的材料,超导的Tc就好像是可以无限提高。但实际上,电声子耦合强烈的体系具有较高的自由能,当耦合强度高于一定阈值以后原先的晶格就会失稳产生畸变,畸变以后的晶相就不再具有那么强的电声子耦合。所以对实际材料来说,电声子机制导致的超导Tc确实是有上限的,只不过这个上限并不仅仅由Eliasberg equation决定,还跟晶格稳定性有关。其坤他们组前几年在FeSe薄膜体系上做的工作,我觉得在铁基超导研究中是开创性的,他们发现单层的FeSe薄膜长在SrTiO3上会有较高的Tc,长厚了就几乎不超导了。这种单层FeSe结构的晶格常数比较大在自由环境下是不稳定的,但他们用衬底钉扎效应把它稳定下来。这些实验工作对我们的启示是,如果能通过界面钉扎效应获得自由环境下不稳定的晶格结构,则可能获得更高的Tc。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在迅猛发展。 ————————————- 超导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从发现至今,虽有高潮低潮, 但研究持续上百年,已经有五个相关的诺贝尔奖。这似乎是唯一一个有如此持久的研究兴趣的课题。更为有趣的是,百多年过去了,人们对于超导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反而在对超导机理的研究中,认识了很多别的东西。 超导这个坑里一定还能挖出不少黄金,虽然挖出来的可能不是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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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悼念 冯音捷同学

昨天得到消息, 冯音捷同学2014年8月20日因车祸不幸去世, 58岁。读书时, 大家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学习了, 交流不多。当时知道冯音捷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 毕业后似乎没有再见到冯音捷, 仔细回想, 找到一点与冯音捷的交集。 我和冯音捷的毕业设计都是施士元老 先生带的, 题目也很接近。答辩时, 我们都是写黑板,耽误很多时间。 我记得冯音捷拿出一卷纸, 事先把主 要公式等都用毛笔写在纸上, 展示起来比写黑板快了很多。 两年前毕业30年聚会, 因病没能参加。 当时参加的同学约定, 毕业40年再聚。 30年聚会前, 曾试图找到 所有同学, 最终还是有几位失去联系, 未能找到。 40年聚会,肯定少了冯音捷同学了。 冯音捷同学一路走好。 我们都老了, 大家都多多保重, 走路慢一点, 吃的少一点,开车多加小心。 好好活着,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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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及其它

对徐媛老师博文 “从一个学生的角度也谈“教学与科研”的问题(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50184-815152.html)”的评论。 在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学生首先得确定自己是一流。 如果是,那么,你应该能够从一流的教师那里学到各种知识,包括创造知识的知识。 但这些知识不大可能来自课堂。 否则,一个教学型的大学才是适合普通学生的地方。 在这里,善于教学的老师会把知识仔细嚼碎,一点一点地喂给你,最终,你将学会很多知识,但很难学到创造知识的知识。 对赵美娣老师博文“讲课好的教师在高校为什么竟没有上升通道呢(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815233.html)”的评论。 我认为这与学校的定位有关。对于清华这样的所谓研究型大学,教师首先应该是知识的创造者,其次才是传授者。同样,研究型大学的学生也应该定位为未来的知识创造者而不是有竞争力的就业者。这些学生不仅需要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受到创造知识的训练。 研究型大学学生的就业率如果高于90%,基本上表明很大 一部分学生不是为了创造知识,而是为了就业进入清华。 对于教学型大学,其主要目的应该是传授知识,训练技能,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在这样的学校,教师应该是优秀的知识传授者,而知识的创造,则仅作为补充。同样,这样的学校的学生,应该以就业为目标。就业率和就业后薪水的高低,就代表了这些学校的水准。 前些年,似乎所有的大学都想成为研究型大学,这显然是荒谬的。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学把高达99.??%的就业率作为政绩炫耀,更为荒唐。现在或许应该明白一点了? 具体到方老师,其实应该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换一个教学型的大学任教,也许更为合适。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随着年龄变老,失去创造知识的能力之后,我自己这几年也一直考虑去一个教学型大学教书,但也一直下不了最后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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