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香的那一顿猪肉

小时候,到了每年的腊月二十几,各家就开始宰猪了。

在那里,宰猪是一件大事情,通常要请一个屠夫,还有几个帮忙抓猪,烫猪,拔毛的。

猪被褪毛后,屠夫首先把猪头卸掉,再把猪脖子一圈的皮洗刮干净,卸下来,交给主人去煮烧。然后,大家一起帮着屠夫把猪洗刮干净,开膛破肚,把肝,肺取出,板油拔出,肠子,肚子掏出来翻好,大致冲洗干净。再卸去猪蹄,把猪分成两半,放到主人指定的地方。

完成这一系列工序,就可以拍拍身上的尘土,洗洗手,等着吃饭了。通常是米饭,回锅肉,炒洋芋丝菜。一般,一个村子,帮忙宰猪的就那么几个人,大致上是力气大,干活麻利。因此,在第一家吃肉比较多,宰了几家的猪之后,也就吃不了多少了。 这里的回锅肉是货真价实的回锅肉,不加任何菜的。

如果自己家的猪还没有宰,听到别人家宰猪,此时已经大半年没吃到肉的小孩是很馋的,往往跑到宰猪的那一家去玩,一方面,看宰猪的整个过程,然后吹猪尿泡玩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另一方面,肉的香味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不过,一般来说,肉只给来帮忙宰猪的人吃,跑过来玩的小孩子是不会被招待的。

但也有例外,有的人会给来玩的小孩子饭和肉吃。在田家塘,就有这么一位女主人。他们家比较奇特,丈夫比女主人大很多。女主人的父母好像只有两个女儿,所以和女主人住在一个院子里。这家的大儿子和我同岁,读书特别不好。

大概是1975年的2月份,过年的前几天,这一家宰猪。我当时刚上高中不久,已经放寒假,在生产队劳动。这一天,我和另一位,是这个女主人的侄儿,被派往另一个村子,王家团庄做一件事情。出发前,那位侄儿说他大妈家今天宰猪,我们去吃了肉再走。我有点犹豫,但还是经不住肉的诱惑,就一起去了。肉煮出来没有多久,还有点热气。锅上正在做别的东西,炒肉,吃饭还要等一阵。但我们需要立即出发,不能等了。 于是,女主人把煮好的肉切了一碗,撒了点盐,拿了两块馍馍。我们两人就吃了起来。一碗肉,被我们两个人吃的所剩无几。吃好了肉,每人骑了一匹骡子,去王家团庄了。已经想不起来是去干什么,但清楚记得是骑着骡子去的。在此之前,吃过年三十晚上凉拌的猪头肉和猪耳朵,也吃过经过了回锅后的肉片子,还有在席上盖在菜上面蒸过的肥肉片子,但这样不冷不热,煮熟后没有任何其它加工的肉,还是第一次吃,印象中非常美味。后来自己也试着做成这样吃过,再也没有吃出过那个美味出来。

然而,好景不长。可能是吃的太多,又吹了一下午冷风,到了晚上,肚子开始不舒服了。当天晚上,村里在放一个香港拍的叫做《杂技英豪》的记录片,虽然已经追着看了好几遍了,还是想看。没有在意肚子不舒服,又跑去看电影。看到一半,越来越难受,坚持不住,就回家睡了。炕很热,很快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然后,又醒了过来,极度恶心,从炕上下来,还没有走出窑门,就吐到地上了。吐完了,感觉好了很多。

第二天开始,一闻到猪肉的气味就恶心。恰逢过年,别人吃肉,我只能吃素。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吃猪肉。记得,偶尔家里如果吃一次肉的话,老妈会熟一点油,给我一碗油拌面,或者炒两个鸡蛋。直到差不多一年后,又开始可以吃一点了,而且,一旦吃起来,很快又变得特别能吃。

和我一起吃肉的侄儿在此后没过几年就因病去世了。

多年后,这家的女儿嫁给了我的弟弟。

又过了很多年,看到了弟弟的儿媳妇发在微信上的照片。照片上,当年的女主人已经老了,牙齿也不全了,但样子还没有变。

于是,就想起了这段吃肉的故事,  赶快把它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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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架,退啤酒瓶和追捕

看了李老师的在科学网发的博文 从“大岛茂”到“汤川学”:日剧中学者形象的嬗变, 激活了大脑中的一些记忆片段。曾经有几年,开始常常忘记最近的事情,但年轻时的事情,基本上上还都记得。这一年来,据说是脑子里有腔隙,然后差点脑梗塞 (腔隙性脑梗塞)。其后果便是,不仅常常想不起中午在哪个食堂吃的什么饭,或者是否吃过午饭。  以前的事情也都开始模糊了。想起一点好玩的,赶快记下来,否则,可能永远都想不起来了。

放映电影《追捕》时,我在南京大学读本科。有一天下了一场雨,晚饭后,有点闷热,决定去看这部很热的电影,顺便在电影院凉快两小时。首先,需要解决买电影票的资金问题。此时,位于南园的工会小吃部基本上客满。在门口观察一番,见有好几桌都在喝啤酒。 于是,一边在小吃部门口转悠,一边盯着喝啤酒的几桌的用餐进度。终于,有一桌结束了。但不幸的是用餐者之一拿起所有他们放在地上的啤酒瓶,走向收费处。继续转悠,盯紧看上去快要结束的一桌。无奈的是这几位吃饱喝足后,完全没有走的意思,而是一边抽烟一边闲聊了起来。继续,终于有一桌的几位站起来走了,桌子上留下了几个基本上空了的盘子,几个留着大半杯啤酒的杯子,两个喝空了的白酒瓶和四个没有喝空的啤酒瓶。等几位晃晃悠悠地走出小吃部,开始转着很不灵活的舌头互相告别,我从容走进小吃部,拿起四个啤酒瓶走到收款处,把四个瓶子往台子上一摆。收款员头也没抬,直接从抽屉拿出二毛八分钱,放到台子上,然后把四个瓶子放进边上的筐中。

拿着二毛八分钱,向南门走去,路过八舍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抬头望了望,有几个窗口有灯光,其他什么也没有看到。绕过八舍,出校门,左转再右转,向新街口方向走去。路过的第一家电影院门口没几个人,显然时间不对。接着就到了延安电影院,大约百米开外,就有人手上拿着两毛钱等退票,一路过去,不断被问有票多吗。延安电影院并不在马路边上,而是在一个大约三十米的小巷子内。到了巷子口上,便把两毛钱掏出来,拿在手中,站在那里。前一场很快就结束了,看下一场的人也陆续来了。我当时完全不报任何希望,打算电影开始后去看看能不能买到后面几天的票。

电影散场,人流散去。有票的也都进去了,周围全是等票的。电影开演的时间到了,等票者也陆陆续续失望地离开了。我正准备去看有没有预售票,这时一位大约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直接走到我身边,拿出一张票,说,等票啊,赶快进去,马上开始了。我正要拿过票来,一个年轻人猛扑过来,把我推开,去抢票。旁边是一滩水,我完全被推入水中。完全是下意识的,我一拳甩了过去,打到了那个小伙子的胸口上。这个小伙子愣了大约有半分钟,然后蹦出一句:“ 搞的不得了了?想打架啊?” “揍你!” 我答道。那位中年人对着这位小伙子说:“你这不是找打吗!”  小伙子看看这位大叔,再看看我,一句话没说,转身气呼呼地走了。我们完成了交易,这大叔一边交易,还一边说,这个小纰漏,就是欠打。我拿到票,急忙走进影院,电影已经开始,银幕上是片头的人名等。在工作人员的手电筒的指导下,我一边咕哝着对不起对不起,一边从一排已经坐好的观众前面挤进自己的座位。

电影结束后,我一边摸着口袋里剩下的八分钱,一边提心吊胆地走回学校。南边的门已经关了,路上人还有一些,不方便翻门。于是多走了几百米,从汉口路进去,走大门,平安回到宿舍。

PS: 上面写的事情,除了看电影退票打人打架之外,另两件也许有误。或许是其他同学退的啤酒瓶,而不是我;看的电影也可能不是《追捕》,而是《天云山传奇》,或《生活的颤音》,甚至可能是《早春二月》或《家》或《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解禁片子。

PPS: 那个年代,在小吃部喝啤酒,买酒的钱包含7分钱的退瓶费,但总有人忘了退瓶或不在乎那点退瓶费,就把瓶子留桌子上了。常常是服务员收集起来退掉,也是不小的补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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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兰极限

科学网介绍,赵忠贤院士获得何梁何利最高奖,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10/306513.shtm, 其中提到麦克米兰极限。 恰好很多年前我调研过这个极限。在铁基超导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时,科学网的博客中也讨论过它。 在陈儒军的科学网博客“铁基超导质疑总结”上,我当时写过一个评论,保留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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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马红孺 2014-2-8 21:21我不知道所谓40K的所谓麦克米兰极限来自何处, 如果有人能提供文献,将非常感激。大约20多年前,兄弟我也跟风做过一阵超导研究,虽无建树,还是看了不少文献。当时似乎就有个麦克米兰极限的说法。但据我所知,这个所谓的极限并没有真正确切建立过。McMillan在1968年有一篇重要文章,非常仔细地求解了厄立希伯格方程,通过分析和拟合数值解,给出了一个超导临界温度的公式,按照这个公式,临界温度有一个上限,McMillan在文章中其实已经指出了公式的局限性,可惜后来使用的人并没有在意作者的忠告。1975年,Allen和Dynes重新做了类似的分析,但做的更深入,算的数字也更多,结果发现McMillan的公式的外推并不正确,而且给出了强耦合极限下临界温度的渐进公式,根据此公式,临界温度与耦合常数的1/2次方成正比,没有上限。1976年开始,蔡建华,吴杭生两位先生开始了临界温度的研究,后来龚昌德先生,蔡俊道,吉光达等加入,把基于厄立希伯格方程的临界温度的研究推到了最高峰。按照他们的结果,Allen和Dynes的渐进公式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厄立希伯格方程并不能给出电声子作用下超导临界温度的上限。这个上限如果存在的话,应该是通过 \alpha^2F谱和库伦赝势等参数体现出来的。这20多年,没有关注超导,是否有人算出电声子下超导临界温度的上限了?或者,仅仅是假借麦克米兰之名的一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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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希博士随后的评论中,两处对我的提问给出了非常确切的答案,也介绍了一些很有价值,值得保留的东西。也一并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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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戴希 2014-2-9 14:3336楼的朋友,马老师的评论写得非常专业。我先回答一下老马的问题,没错,麦克米兰极限按照我的理解并非理论上的极限,而是总结超导领域的全部实验结果和理论分析给出的一个合理的估计。用了麦克米兰的名字来命名,是因为他最先提出这个问题,并给出了最初的解答。他提出的问题就是在电声子耦合作用下,金属体系发生超导转变的温度上限是多少?很遗憾20多年过去了,理论上还是不能算出电声子机制的Tc上限,问题其实远比我们想得复杂。去年六月,我在东大物性所参加讨论会,期间有位德国物理学家给了一个讲座,即Migdal定理在一些材料体系中不一定成立,所以建立在忽略顶角修正基础上的Eliashberg方程本身也并非适用于所有材料,也需要修正补充,那老兄于是汇报了他的加入低阶顶角修正的结果。所以现在超导界用的39K的麦克米兰极限,是一个综合了我们目前的实验和理论的知识给出的一个半经验的认识,36楼的朋友说得不错,MgB2是现在实验确认的电声子机制导致的超导体中Tc最高的,正好是39K。突破这一极限(目前铁基超导材料最高Tc将近60K)就意味着传统的BCS超导理论需要大幅度的修正,是磁性相互作用诱导的全新的超导机制?还是电声子作用也发挥了一部分作用?完全由电声子机制导致非常不可能,因为在超导的铁砷层并未发现振动频率特别高的声子模式,第一原理计算得出的电声子耦合强度也不是很大。这些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超导机理研究的核心问题。

[52]戴希 2014-2-10 10:5947楼的朋友的确比较好学,呵呵。以后只要时间允许,我一定多写一些科普的文章。下面来回答你的问题,其实马老师在他的评论里已经说得很明白,对强耦合超导理论的Eliasberg equation做仔细分析给出的渐进公式表明,在电声子耦合强度很大时Tc跟耦合强度的1/2次方成正比。这样一来似乎只要找到电声子耦合强度足够大的材料,超导的Tc就好像是可以无限提高。但实际上,电声子耦合强烈的体系具有较高的自由能,当耦合强度高于一定阈值以后原先的晶格就会失稳产生畸变,畸变以后的晶相就不再具有那么强的电声子耦合。所以对实际材料来说,电声子机制导致的超导Tc确实是有上限的,只不过这个上限并不仅仅由Eliasberg equation决定,还跟晶格稳定性有关。其坤他们组前几年在FeSe薄膜体系上做的工作,我觉得在铁基超导研究中是开创性的,他们发现单层的FeSe薄膜长在SrTiO3上会有较高的Tc,长厚了就几乎不超导了。这种单层FeSe结构的晶格常数比较大在自由环境下是不稳定的,但他们用衬底钉扎效应把它稳定下来。这些实验工作对我们的启示是,如果能通过界面钉扎效应获得自由环境下不稳定的晶格结构,则可能获得更高的Tc。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在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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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从发现至今,虽有高潮低潮, 但研究持续上百年,已经有五个相关的诺贝尔奖。这似乎是唯一一个有如此持久的研究兴趣的课题。更为有趣的是,百多年过去了,人们对于超导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反而在对超导机理的研究中,认识了很多别的东西。

超导这个坑里一定还能挖出不少黄金,虽然挖出来的可能不是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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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悼念 冯音捷同学

昨天得到消息, 冯音捷同学2014年8月20日因车祸不幸去世, 58岁。读书时, 大家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学习了,
交流不多。当时知道冯音捷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

毕业后似乎没有再见到冯音捷, 仔细回想, 找到一点与冯音捷的交集。 我和冯音捷的毕业设计都是施士元老
先生带的, 题目也很接近。答辩时, 我们都是写黑板,耽误很多时间。 我记得冯音捷拿出一卷纸, 事先把主
要公式等都用毛笔写在纸上, 展示起来比写黑板快了很多。

两年前毕业30年聚会, 因病没能参加。 当时参加的同学约定, 毕业40年再聚。 30年聚会前, 曾试图找到
所有同学, 最终还是有几位失去联系, 未能找到。 40年聚会,肯定少了冯音捷同学了。

冯音捷同学一路走好。

我们都老了, 大家都多多保重, 走路慢一点, 吃的少一点,开车多加小心。 好好活着,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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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及其它

对徐媛老师博文 “从一个学生的角度也谈“教学与科研”的问题(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50184-815152.html)”的评论。

在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学生首先得确定自己是一流。 如果是,那么,你应该能够从一流的教师那里学到各种知识,包括创造知识的知识。 但这些知识不大可能来自课堂。 否则,一个教学型的大学才是适合普通学生的地方。 在这里,善于教学的老师会把知识仔细嚼碎,一点一点地喂给你,最终,你将学会很多知识,但很难学到创造知识的知识。

对赵美娣老师博文“讲课好的教师在高校为什么竟没有上升通道呢(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9474-815233.html)”的评论。

我认为这与学校的定位有关。对于清华这样的所谓研究型大学,教师首先应该是知识的创造者,其次才是传授者。同样,研究型大学的学生也应该定位为未来的知识创造者而不是有竞争力的就业者。这些学生不仅需要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受到创造知识的训练。 研究型大学学生的就业率如果高于90%,基本上表明很大 一部分学生不是为了创造知识,而是为了就业进入清华。
对于教学型大学,其主要目的应该是传授知识,训练技能,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在这样的学校,教师应该是优秀的知识传授者,而知识的创造,则仅作为补充。同样,这样的学校的学生,应该以就业为目标。就业率和就业后薪水的高低,就代表了这些学校的水准。
前些年,似乎所有的大学都想成为研究型大学,这显然是荒谬的。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学把高达99.??%的就业率作为政绩炫耀,更为荒唐。现在或许应该明白一点了?
具体到方老师,其实应该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换一个教学型的大学任教,也许更为合适。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随着年龄变老,失去创造知识的能力之后,我自己这几年也一直考虑去一个教学型大学教书,但也一直下不了最后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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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的新招

昨天召开全院教师大会,院长讲话时告诉我们,他最近与校长签订了未来三年的目标任务书。任务书上的指标在未来三年肯定是完不成的。但还是签了,原因是每个学院的任务都是不可能完成的。校长告诉院长们,上一次的目标各个学院都达到了,大部分学院还超额完成,说明目标定的太低。这一次,可能大多数学院,甚至所有学院都完不成,到时候,按照完成率来考核。
例如,我们学院要求每年增加一个院士,未来三年增加三位院士。正常方式,这显然做不到。当然,可以采取反常方式,高价买三位院士过来。还有诸如经费,文章,千人,长江,杰青, … 等一系列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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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转发]火车带烂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宁夏南部大旱,农民种庄稼颗粒无收,就上内蒙古抓发菜。

同心县有一 庄子里一次 去了几十号人,回来的时候,由于火车不好坐,分成了两批。

头批回来的一人到家门口时,邻居(论辈分也是这人的孙媳妇)问:爷,你们都回来了,你孙子咋不见撒?谁知这家伙丢的本本地 扯咧个谎:我们没坐在一个车上,他们坐的那个火车的带 烂咧,明儿就来了。

孙媳妇信以为真。等第二天男人回来,见面就:**爷说你们坐的火车的带烂了,今儿才回来呢。

男人一听骂道:你个闷怂,人家给你编着扯谎着呢,火车是个铁毂轳,在铁路上跑着呢,那里的个带呢么。

女人:我又么见过个火车么,咋知道呢么,叫那个老不死的一扯谎就信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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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转发] 么麻达

同心,预旺。

一位支教老师问当地同事: “王老师,下午去教育局是开车去嘛?” 

“么麻达…. ” 预旺王老师答到.

支教老师紧张地问: ” 没马达怎么走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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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博士生是这样的

曾经有过一个博士生,论文工作开始后,经常有问题来问。每次讨论,我都无法搞明白他的问题,于是反复追问,等到他讲了四五遍终于让我明白他的问题是什么了,他会突然说:“哦,我知道答案了!”。然后,我就让他再讲四五遍让我明白答案是什么。

在非常聪明的学生面前,导师做一个刨根问底的听众可能就是最大的指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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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决定一生的一个半月和焦急等待的两个星期

1977年10月22日,我当时是公社的水利干事,正在河西参加 当年的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早晨的大喇叭里广播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随着土地开始封冻,平田整地的大会战也在随后的几天就结束了,我回到了家中。此后的几天是在兴奋,紧张,不知所措的慌乱中渡过的,然后广播里发了具体通知,公布了高考的时间,屈指算来,还有一个半月左右。一位打算考试的邻居按照通知的要求代表我们去预旺高中拿资料,拿到了宁夏的高考和中专考试的复习大纲。终于,可以定下心来复习了。父亲从他教书的初中找到了一套北京编写的高校补习教材《初等数学》,又找了几本当时的物理和化学教材。

此后的40多天,是我一生中最用功的一段时间,每天只睡4个小时左右,其它时间,都在复习,甚至吃饭时,也还在思考题目。我的高中阶段基本上没有学习数理化,而是在闹革命,评法批儒,评论水浒,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唯一学到的一点知识是最最简单的医学知识。所以,我必须在40多天学完高中阶段数理化的内容。开始,还能够坚持,到了后来,只要一坐下,眼睛一闭,就立刻会睡着。为了提神,我把大块的砖茶(类似于普洱茶的粗茶)煮到能拉丝的程度,过一会喝两口;为了不睡着,基本上一直站着看书,站着做题。这40多天的事实证明人的潜力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当时考四门, 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对于语文,我没有打算花时间复习,那些年整天搞大批判,学毛选,我写过很多应景文章,作为公社的水利干事,也写过大量的汇报,总结之类的东西。在写材料方面,还有点小名气。 政治,基本上也不需要复习,时事政治搞的很熟,其它部分,父亲专门为我准备了27页的材料,在考前花了一天,背了一下。最费劲的,是数理化三门,到了最后,数学按照大纲的内容要求,全部学完;物理学完了大约四分之三,化学大约学完了一半。

1977年12月15日,高考开始,两天的考试,其它三门是如何考的,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语文只有一篇作文,题目是《在我报考大学的时候》。这个题目,感觉太好写了,本以为此生没有机会进大学门了,恢复高考,则几乎可以肯定能进大学了,即使当年考不上,半年后是有绝对把握的。看到题目,有太多的话要说,理了一下思路,一气呵成。回头看了一遍,改了一处错字。再看看时间,还有半小时,就提前交卷了。

高考是在县城进行的,我住在县城的旅馆里,每天每床好像是1元4角钱。当时的县城,只有两家旅馆,一家是县招待所,价钱稍贵,条件也稍好一点;另一家就叫做旅馆。考试结束后,我在旅馆门口的汉族餐厅吃了一盘8毛钱的熘肝尖,外加四个馒头(每个二两),走进旅馆的房间,倒头就睡。同房间的另外一张床每天都换人,这一天,住进来的人从进来到离去,我都没看到,一觉从前一天的下午5点钟左右睡到了第二天下午的3点多种。爬了起来,头重脚轻,跌跌绊绊的走出旅馆,在同一个餐厅吃了点东西(记不得吃什么了),回去继续睡,大概到了第二天的早晨4、5点钟,终于睡醒了,起来洗洗脸,收拾一下东西,退了房,慢慢地走到汽车站,买了当天去预旺的车票,因为去的早,买到了一号车票。在车站的候车室烤着火,等到发车。当天的中午回到了家,父母在前一天就等着我,想知道考试情况,结果等到天黑也没有等到。第二天,一直在张望着路口,终于看到我走回来了。那个时候没有电话,着急也没有办法。

此后不久,我又到县城集中,参加了同心县水利电力局的水利专干培训。在此期间,收到了体检通知,全县参加高考的有几百人,收到体检通知的好像是23人(或者27人, 记不清楚了)。在县医院体检时,又遇到了一点小麻烦,X-胸透后,医生问我叫什么名字。出来后,大家相互交流,发现只有两个被问了名字。果然,第二天,我们两位被问了名字的又被叫去复查,复查的结果,是合格,据复查的医生讲,胸透发现我的心脏有点偏大。然后是政审,我们公社的一位阿訇的儿子,政审没有通过。当时,这位阿訇还在服刑,公社的其他几位领导认为政审可以通过,理由是其父已经服刑多年,这位儿子其实并没有受到多少反动家庭的影响,但书记坚持不能通过。半年后,服刑多年的老阿訇被平反,其子也再次通过高考,上了当地的一个师专。除此之外,所有人都通过了政审。

志愿是在体检和政审后填的,但高考分数并没有公布,所以只能凭感觉填志愿。那一年,在宁夏招生的的专业中,有三个与物理有关的专业,一个是中国科大的地球物理,一个是南京大学的核物理,还有一个是宁夏大学的物理。可以填报三个志愿,我就按照上面的次序填写了这三个与物理有关的专业。选择与物理相关的专业,其实完全不代表自己喜欢物理,事实上,在30多年的以物理研究和教学作为职业的生涯中,我也没有真正爱上物理。当时,只知道李政道博士和杨振宁博士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他们是物理学家,所以,感觉学物理一定是最正确的选择。

1978年2月中旬,参加过体检,且通过政审的考生陆陆续续都收到了录取通知,而我一直没有收到。每天,邮递员会去预旺拿一次邮件,我每天都在焦急地等着邮递员,每天都是失望。2月份一天天的过完了,我基本上断定不会来通知了,但总是想不通。因为凭感觉,拿到宁夏大学通知书的几位不会比我考得好。到了2月份的最后两天,我已经不再迎接邮递员了。

大约是3月1日(或2日)中午,邮递员敲门走进我的房间,非常神秘地告诉我,他得到消息,我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当时,我立刻意识到通知书到了。然后,邮递员拿出一封从南京大学寄来的挂号信,并让我当面拆开,他也想见识一下南京大学的通知书是什么样子。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双手颤抖着拆开,拿出了那份被录取到核物理专业的通知书,以及报到注意事项等的说明。我还在那里慢慢地看着通知书,邮递员已经把消息传遍了公社大院,十几位公社干部都跑了进来,欣赏了那份通知书。

然后,我拿上通知书,向家里走去。20里山路,步行了一个小时,这可能是我走路最快的一次了。还没有走进院子,弟弟远远地看到了我,回头奔了进去,等我走进院子时,父母全迎了上来。“宁夏大学?”, 我回答:“南京大学!”。后来得知,当时父亲感冒发烧,躺在炕上休息,但得知我的录取消息后,感冒尽然就莫名其妙的好了。

按照通知书,我应该在3月1日报到。但这显然不可能了。通知书在路上走了十几天,已经过了报到时间。当天下午,妹妹赶到离家15里的预旺,给南京大学发了一个电报,告知刚刚收到通知书,赶不上报到,请求推迟几天。然后就开始办理户口,粮油关系等等。三月三日,再次回到公社,办理了相关移交,原打算办完移交就回家,但晚上公社开欢送会,于是捎信回去,打算第二天从公社直接到预旺乘车,让家里把东西带到预旺汇合。

公社有20名左右的干部,每人出了大概2元钱,由厨房的师傅办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在公社的会议室召开欢送晚宴。晚餐上备了红酒和白酒,白酒是没有牌子的散装酒,但度数并不低,红酒其实是酒精和糖水兑的,有点甜味。在餐桌上,不断干杯,不断地被祝贺,我也非常兴奋,喝了很多。晚餐结束后,所有的20多位在门口排队,每人敬了一杯酒,我一口气喝了20几杯散装白酒。走出会议室,感觉脚下的地面左右颠簸,一会儿左边翘起,一会儿右边翘起,跌跌撞撞地走了大约50米,到了宿舍门口,发现两个妹妹和弟弟等在门口,说父母交代,晚上一定要回去,第二天从家里走。当天晚上,公社大院边上的广场正在放露天电影,我说,你们先去看电影吧,看完再回去。他们去看电影了,我走进宿舍,倒头便睡。然后被敲门声惊醒,妹妹和弟弟已经看完了电影。我爬了起来,头有点痛,但已经不晕了,几个人摸黑向家里走去。到家时,大概已经有二点了,睡到五点钟,被叫了起来,在父亲的陪同下,又向预旺走去。母亲,奶奶,几个弟弟和妹妹都爬了起来,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目送我离去。后来得知,母亲一夜没睡,不断地检查行李。

第二天到了县城,在公安局开了户口证明,粮食局换了粮油关系。第三天离开了从未离开过的同心,到达银川,然后坐了40多个小时的火车,迷迷糊糊地到了南京大学。生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南大时,辅导员帮忙查了我们的高考分数,当年的总分400分,我考了290分,其中语文83分,数学72分,政治68分,理化67分。后来查到1977年宁夏的理科分数线是2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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