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生活故事

2010年，曾经写过一个帖子，简要回忆了1976年在河西的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http://www.66txw.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71&extra= 这个帖子是那个简要回顾的细化。已经快40年了，时间已经消磨掉了太多的记忆，也模糊了太多的记忆。因此，基于记忆的内容往往是不准确的，特别是在时间次序上，更容易前后错位。但一个个片段，往往又是精确的。我试着竟可能准确地理出一个时间顺序，把还记得的一些片段串起来。因为是个人回忆，所以总是以我为中心的。 1976年6月，经历了从小学到高中的10年学生生涯，从预旺中学毕业了。回到家，就立即开始了一个年轻农民的生活。先是夏收，收豆子，拔麦子，然后是修路，打(土拜)。这一年，出了几件事。一月份周恩来去世，并没有在这个小地方引起多少波动，然后是如火如荼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在学校里搞的轰轰烈烈，但乡下似乎也很少受到影响。由于文化生活的极度缺乏，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还是很受群众欢迎的。进入9月份，大队得到消息，公社在10月初要组织一次文艺汇演，各个大队的宣传队将参加汇演。这一年从高中毕业的两位，我和另一位同学，也加入到了宣传队之中。9月初的几天，终于可以轻松的拉拉唱唱跳跳，无需繁重的劳动了。 9月9日下午，我们正在排练，大队副支书跑来通知我们，讲接到公社的通知，下午两点（？）有重要广播，注意收听。等到2点，收音机里开始放哀乐，然后广播了《告全国人民书》，毛泽东去世了。宣传队自然解散。按照公社的部署，大队设了毛主席的灵堂。第二天，全大队的社员陆续前往悼念。灵堂由大队的武装民兵守卫。那时候，大队的年轻农民都是民兵。民兵分为三类，一是武装民兵，全大队有10余人，队长由一位担任副支书的退伍军人兼任，配枪，有两支56式半自动步枪，几支三八大盖和几支79步枪。按照当时的规定，武装民兵可能随时紧急集合执行任务。集合的信号是三声炮响，而这三声炮是用当时防冰雹的炮来打的。第二类是基干民兵，包括了一个年龄段（大概是16-35）的所有贫下中农和可以改造好的地富子弟。第三类是普通民兵，大概是45岁以下的贫下中农和改造好的地富子弟等。9月9日晚，有一次紧急集合，武装民兵中的一位在炮响后一个小时还没有到达。然后，两位武装民兵前往这位的家中，发现他还在呼呼大睡，根本就没有听到炮声。这两位当场就缴了这位的枪，把其带到大队部。武装民兵队长当场宣布把其降为基干民兵。 9月10日上午，我和同村的几位一起去毛主席的灵堂悼念，到了灵堂，立刻就被宣布加入武装民兵，发了一支79步枪和5发子弹。原来，前一天晚上，领导已经决定由我替补那位被降级的武装民兵。灵堂设在小学的一个教室里。此后几天，我们十几个人白天持枪站在灵堂两边，保护灵堂，看一拨一拨的人来悼念，痛哭；晚上就拉几个桌子，睡在灵堂内。直到9月18日开完追悼会，撤了灵堂。追悼会之后，大队接到通知，要派一位理论骨干去县委党校参加培训，以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我被大队选中去参加。几天后，我第一次到了县城，住进了县委党校，参加了长达三周的培训。这三周，党校的老师辅导学习了《告人民书》，《悼词》和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 培训结束后，在回公社的车上，遇到了初中时担任马高庄中学副校长，当时已经是马高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和父亲是好朋友，在我读书时曾给予很多照顾。到公社下车后，他叫住我，说可能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参加工作。他说他在县上见到水电局的领导，得知每个公社要配备一位亦工亦农的水利干事，他觉得我比较合适。当时，公社已经配备了农业干事，林业干事。这些干事每月有36元补贴，其中的21.6（60%）元要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按照平均工分给计工分，14.4元作为自己的生活补贴。回到家后，一方面很兴奋，感觉可以离开农活了，但也觉得不大可能。大约过了20来天，正在为大队箍窑，有人从公社带来了县水电局的通知，让我10月28日到县水电局报到。拿到通知时，已经快要收工了，一起箍窑的几位说，最后一天干活了，得多干一点。我看了一下，正好有一个窑的胡基还没有上，我就说，我来把这个窑的胡基丢上去吧。然后，上去了一个人接，我开始朝上丢。期间，换了三个接的人，我则是一口气丢了一个大概5米长的窑的所有胡基，丢完之后，全身都湿透了，坐下来歇了一会，抽了一根自己卷的旱烟，结束了几个月的生产队劳动的生涯。 10月28日，我搭乘了一辆去同心的便车，背着简单的行李，下午3点左右到达县城。因为刚刚在县城学习了三周，对县城的各个部门的位置已经很熟了，下车后直接走进了水电局。水电局里好像只有二、三个人，蹲在院子里聊天。我给他们看了通知，这几位经过一阵商量，终于确定我应该去和草沟报到。他们告诉我等一会儿有一辆车去和草沟，让我跟着车去。听到和草沟这个地名，我大致明白了，也觉得很神奇。因为在出发前一周，我已经被大队确定为参加和草沟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的民工。本以为不需要去和草沟了，没想到换了个身份，提前来了。这一年，因为历经数年的引黄工程即将通水，县委决定在河西平田整地，修建水田。号称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从全县的各个公社调集民工参加。 在水电局的院子里等了大约二个小时，车来了，是给和草沟运送东西的车。驾驶室已经有人坐了，我爬上车厢，站在一个空着的角落，摇摇晃晃地被拉到了一个大院子。下车后，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该去的地方—施工组。施工组由水电局的一批年轻人在两位老师傅的带领下构成，外加刚刚接到通知的，来自各个公社的水利干事。我去的时候，只有窑山公社的干事已经来了，这位来自窑山的干事叫马玉芳，看上去是一个女性的名字。 这个大院是同心县的五七大学的校园。五七大学的校园成为了会战指挥部，县委书记文力是总指挥，当时县里的几位领导：贾廷安书记，彭学伏书记，马成义书记都在这里。此后的两天，各个公社的水利干事都到了这里。水电局的两位老师傅，陈明耻和高登山，给我们布置了任务：每个人每天巡查各自公社的工地，检查和监督施工质量，解决施工现场的技术问题。然后，大概用了两个小时，讲了讲一些施工的技术要求之类。

关于南京和南昌，突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件真实事件：我在香港科大访问时，南京大学一位教授也去香港科大访问，中间去深圳看望女儿，第二天再去香港时，在罗湖被拒绝出境，而且不给解释。老先生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直接被拒了。然后，老先生换一个队，再排，一个小时后，眼看着排在前面的人一个个都出关了，到了他这里，又被拒绝出关，而且绝对不解释。老先生出去吃了午饭，想想没有道理，第三次又走进出境大厅，此时人少了一点，排了大概半个小时，又一次被拒出境，老先生同窗口内的人理论了几句，被外面值班的警察劝走了。这次，老先生确认是出不去了，又回到了女儿的家。吃完晚饭，打电话给我，简单告诉出境被拒，打算回南京了，让我告知科大的系主任，并委托我下次去深圳时把他的东西带过去，交给他女儿。我们几个人便鼓励老先生晚上再试一次，在闭关前人少的时候去，问清原因。 晚上，老先生第四次到达出境窗口，不出所料，里面的人看了一下他的通行证，便退了出来，说不能出境。老先生再次问为什么，回答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出境。然后，老先生又一次和里面的人理论起来，而且强烈要求他们的领导出来解释。于是，值班的小伙子盯着老先生，问：你叫 XXX？ 答：是的，我叫XXX。问：62岁？答：是的，62岁。 问：家住 江西省南昌市南京西路？ 答：不对！住 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 小伙子再仔细盯着老先生看了一会，说，把证件给我。 老先生赶快把通行证递了进去，小伙子拿着通行证，仔细翻看了一遍，再翻到照片页，眼睛在通行证，老先生和窗口内部边上的墙上来来回回扫了几遍，然后翻开通行证，敲了一个章，退了回来，说，可以过去了。老先生二话没说，拿起通行证，快步向港方的入境处走去。

小时候，到了每年的腊月二十几，各家就开始宰猪了。 在那里，宰猪是一件大事情，通常要请一个屠夫，还有几个帮忙抓猪，烫猪，拔毛的。 猪被褪毛后，屠夫首先把猪头卸掉，再把猪脖子一圈的皮洗刮干净，卸下来，交给主人去煮烧。然后，大家一起帮着屠夫把猪洗刮干净，开膛破肚，把肝，肺取出，板油拔出，肠子，肚子掏出来翻好，大致冲洗干净。再卸去猪蹄，把猪分成两半，放到主人指定的地方。 完成这一系列工序，就可以拍拍身上的尘土，洗洗手，等着吃饭了。通常是米饭，回锅肉，炒洋芋丝菜。一般，一个村子，帮忙宰猪的就那么几个人，大致上是力气大，干活麻利。因此，在第一家吃肉比较多，宰了几家的猪之后，也就吃不了多少了。 这里的回锅肉是货真价实的回锅肉，不加任何菜的。 如果自己家的猪还没有宰，听到别人家宰猪，此时已经大半年没吃到肉的小孩是很馋的，往往跑到宰猪的那一家去玩，一方面，看宰猪的整个过程，然后吹猪尿泡玩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另一方面，肉的香味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不过，一般来说，肉只给来帮忙宰猪的人吃，跑过来玩的小孩子是不会被招待的。 但也有例外，有的人会给来玩的小孩子饭和肉吃。在田家塘，就有这么一位女主人。他们家比较奇特，丈夫比女主人大很多。女主人的父母好像只有两个女儿，所以和女主人住在一个院子里。这家的大儿子和我同岁，读书特别不好。 大概是1975年的2月份，过年的前几天，这一家宰猪。我当时刚上高中不久，已经放寒假，在生产队劳动。这一天，我和另一位，是这个女主人的侄儿，被派往另一个村子，王家团庄做一件事情。出发前，那位侄儿说他大妈家今天宰猪，我们去吃了肉再走。我有点犹豫，但还是经不住肉的诱惑，就一起去了。肉煮出来没有多久，还有点热气。锅上正在做别的东西，炒肉，吃饭还要等一阵。但我们需要立即出发，不能等了。 于是，女主人把煮好的肉切了一碗，撒了点盐，拿了两块馍馍。我们两人就吃了起来。一碗肉，被我们两个人吃的所剩无几。吃好了肉，每人骑了一匹骡子，去王家团庄了。已经想不起来是去干什么，但清楚记得是骑着骡子去的。在此之前，吃过年三十晚上凉拌的猪头肉和猪耳朵，也吃过经过了回锅后的肉片子，还有在席上盖在菜上面蒸过的肥肉片子，但这样不冷不热，煮熟后没有任何其它加工的肉，还是第一次吃，印象中非常美味。后来自己也试着做成这样吃过，再也没有吃出过那个美味出来。 然而，好景不长。可能是吃的太多，又吹了一下午冷风，到了晚上，肚子开始不舒服了。当天晚上，村里在放一个香港拍的叫做《杂技英豪》的记录片，虽然已经追着看了好几遍了，还是想看。没有在意肚子不舒服，又跑去看电影。看到一半，越来越难受，坚持不住，就回家睡了。炕很热，很快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然后，又醒了过来，极度恶心，从炕上下来，还没有走出窑门，就吐到地上了。吐完了，感觉好了很多。 第二天开始，一闻到猪肉的气味就恶心。恰逢过年，别人吃肉，我只能吃素。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吃猪肉。记得，偶尔家里如果吃一次肉的话，老妈会熟一点油，给我一碗油拌面，或者炒两个鸡蛋。直到差不多一年后，又开始可以吃一点了，而且，一旦吃起来，很快又变得特别能吃。 和我一起吃肉的侄儿在此后没过几年就因病去世了。 多年后，这家的女儿嫁给了我的弟弟。 又过了很多年，看到了弟弟的儿媳妇发在微信上的照片。照片上，当年的女主人已经老了，牙齿也不全了，但样子还没有变。 于是，就想起了这段吃肉的故事,  赶快把它记录下来。  

看了李老师的在科学网发的博文 从“大岛茂”到“汤川学”：日剧中学者形象的嬗变， 激活了大脑中的一些记忆片段。曾经有几年，开始常常忘记最近的事情，但年轻时的事情，基本上上还都记得。这一年来，据说是脑子里有腔隙，然后差点脑梗塞 （腔隙性脑梗塞）。其后果便是，不仅常常想不起中午在哪个食堂吃的什么饭，或者是否吃过午饭。  以前的事情也都开始模糊了。想起一点好玩的，赶快记下来，否则，可能永远都想不起来了。 放映电影《追捕》时，我在南京大学读本科。有一天下了一场雨，晚饭后，有点闷热，决定去看这部很热的电影，顺便在电影院凉快两小时。首先，需要解决买电影票的资金问题。此时，位于南园的工会小吃部基本上客满。在门口观察一番，见有好几桌都在喝啤酒。 于是，一边在小吃部门口转悠，一边盯着喝啤酒的几桌的用餐进度。终于，有一桌结束了。但不幸的是用餐者之一拿起所有他们放在地上的啤酒瓶，走向收费处。继续转悠，盯紧看上去快要结束的一桌。无奈的是这几位吃饱喝足后，完全没有走的意思，而是一边抽烟一边闲聊了起来。继续，终于有一桌的几位站起来走了，桌子上留下了几个基本上空了的盘子，几个留着大半杯啤酒的杯子，两个喝空了的白酒瓶和四个没有喝空的啤酒瓶。等几位晃晃悠悠地走出小吃部，开始转着很不灵活的舌头互相告别，我从容走进小吃部，拿起四个啤酒瓶走到收款处，把四个瓶子往台子上一摆。收款员头也没抬，直接从抽屉拿出二毛八分钱，放到台子上，然后把四个瓶子放进边上的筐中。 拿着二毛八分钱，向南门走去，路过八舍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抬头望了望，有几个窗口有灯光，其他什么也没有看到。绕过八舍，出校门，左转再右转，向新街口方向走去。路过的第一家电影院门口没几个人，显然时间不对。接着就到了延安电影院，大约百米开外，就有人手上拿着两毛钱等退票，一路过去，不断被问有票多吗。延安电影院并不在马路边上，而是在一个大约三十米的小巷子内。到了巷子口上，便把两毛钱掏出来，拿在手中，站在那里。前一场很快就结束了，看下一场的人也陆续来了。我当时完全不报任何希望，打算电影开始后去看看能不能买到后面几天的票。 电影散场，人流散去。有票的也都进去了，周围全是等票的。电影开演的时间到了，等票者也陆陆续续失望地离开了。我正准备去看有没有预售票，这时一位大约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直接走到我身边，拿出一张票，说，等票啊，赶快进去，马上开始了。我正要拿过票来，一个年轻人猛扑过来，把我推开，去抢票。旁边是一滩水，我完全被推入水中。完全是下意识的，我一拳甩了过去，打到了那个小伙子的胸口上。这个小伙子愣了大约有半分钟，然后蹦出一句：“ 搞的不得了了？想打架啊？” “揍你！” 我答道。那位中年人对着这位小伙子说：“你这不是找打吗！”  小伙子看看这位大叔，再看看我，一句话没说，转身气呼呼地走了。我们完成了交易，这大叔一边交易，还一边说，这个小纰漏，就是欠打。我拿到票，急忙走进影院，电影已经开始，银幕上是片头的人名等。在工作人员的手电筒的指导下，我一边咕哝着对不起对不起，一边从一排已经坐好的观众前面挤进自己的座位。 电影结束后，我一边摸着口袋里剩下的八分钱，一边提心吊胆地走回学校。南边的门已经关了，路上人还有一些，不方便翻门。于是多走了几百米，从汉口路进去，走大门，平安回到宿舍。 PS： 上面写的事情，除了看电影退票打人打架之外，另两件也许有误。或许是其他同学退的啤酒瓶，而不是我；看的电影也可能不是《追捕》，而是《天云山传奇》，或《生活的颤音》，甚至可能是《早春二月》或《家》或《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解禁片子。 PPS: 那个年代，在小吃部喝啤酒，买酒的钱包含7分钱的退瓶费，但总有人忘了退瓶或不在乎那点退瓶费，就把瓶子留桌子上了。常常是服务员收集起来退掉，也是不小的补充收入。    

昨天得到消息， 冯音捷同学2014年8月20日因车祸不幸去世， 58岁。读书时， 大家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学习了， 交流不多。当时知道冯音捷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 毕业后似乎没有再见到冯音捷， 仔细回想， 找到一点与冯音捷的交集。 我和冯音捷的毕业设计都是施士元老 先生带的， 题目也很接近。答辩时， 我们都是写黑板，耽误很多时间。 我记得冯音捷拿出一卷纸， 事先把主 要公式等都用毛笔写在纸上， 展示起来比写黑板快了很多。 两年前毕业30年聚会， 因病没能参加。 当时参加的同学约定， 毕业40年再聚。 30年聚会前， 曾试图找到 所有同学， 最终还是有几位失去联系， 未能找到。 40年聚会，肯定少了冯音捷同学了。 冯音捷同学一路走好。 我们都老了， 大家都多多保重， 走路慢一点， 吃的少一点，开车多加小心。 好好活着，才是硬道理。

曾经有过一个博士生，论文工作开始后，经常有问题来问。每次讨论，我都无法搞明白他的问题，于是反复追问，等到他讲了四五遍终于让我明白他的问题是什么了，他会突然说：“哦，我知道答案了！”。然后，我就让他再讲四五遍让我明白答案是什么。 在非常聪明的学生面前，导师做一个刨根问底的听众可能就是最大的指导了！

1977年10月22日，我当时是公社的水利干事，正在河西参加 当年的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早晨的大喇叭里广播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随着土地开始封冻，平田整地的大会战也在随后的几天就结束了，我回到了家中。此后的几天是在兴奋，紧张，不知所措的慌乱中渡过的，然后广播里发了具体通知，公布了高考的时间，屈指算来，还有一个半月左右。一位打算考试的邻居按照通知的要求代表我们去预旺高中拿资料，拿到了宁夏的高考和中专考试的复习大纲。终于，可以定下心来复习了。父亲从他教书的初中找到了一套北京编写的高校补习教材《初等数学》，又找了几本当时的物理和化学教材。 此后的40多天，是我一生中最用功的一段时间，每天只睡4个小时左右，其它时间，都在复习，甚至吃饭时，也还在思考题目。我的高中阶段基本上没有学习数理化，而是在闹革命，评法批儒，评论水浒，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唯一学到的一点知识是最最简单的医学知识。所以，我必须在40多天学完高中阶段数理化的内容。开始，还能够坚持，到了后来，只要一坐下，眼睛一闭，就立刻会睡着。为了提神，我把大块的砖茶（类似于普洱茶的粗茶）煮到能拉丝的程度，过一会喝两口；为了不睡着，基本上一直站着看书，站着做题。这40多天的事实证明人的潜力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当时考四门， 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对于语文，我没有打算花时间复习，那些年整天搞大批判，学毛选，我写过很多应景文章，作为公社的水利干事，也写过大量的汇报，总结之类的东西。在写材料方面，还有点小名气。 政治，基本上也不需要复习，时事政治搞的很熟，其它部分，父亲专门为我准备了27页的材料，在考前花了一天，背了一下。最费劲的，是数理化三门，到了最后，数学按照大纲的内容要求，全部学完；物理学完了大约四分之三，化学大约学完了一半。 1977年12月15日，高考开始，两天的考试，其它三门是如何考的，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语文只有一篇作文，题目是《在我报考大学的时候》。这个题目，感觉太好写了，本以为此生没有机会进大学门了，恢复高考，则几乎可以肯定能进大学了，即使当年考不上，半年后是有绝对把握的。看到题目，有太多的话要说，理了一下思路，一气呵成。回头看了一遍，改了一处错字。再看看时间，还有半小时，就提前交卷了。 高考是在县城进行的，我住在县城的旅馆里，每天每床好像是1元4角钱。当时的县城，只有两家旅馆，一家是县招待所，价钱稍贵，条件也稍好一点；另一家就叫做旅馆。考试结束后，我在旅馆门口的汉族餐厅吃了一盘8毛钱的熘肝尖，外加四个馒头（每个二两），走进旅馆的房间，倒头就睡。同房间的另外一张床每天都换人，这一天，住进来的人从进来到离去，我都没看到，一觉从前一天的下午5点钟左右睡到了第二天下午的3点多种。爬了起来，头重脚轻，跌跌绊绊的走出旅馆，在同一个餐厅吃了点东西（记不得吃什么了），回去继续睡，大概到了第二天的早晨4、5点钟，终于睡醒了，起来洗洗脸，收拾一下东西，退了房，慢慢地走到汽车站，买了当天去预旺的车票，因为去的早，买到了一号车票。在车站的候车室烤着火，等到发车。当天的中午回到了家，父母在前一天就等着我，想知道考试情况，结果等到天黑也没有等到。第二天，一直在张望着路口，终于看到我走回来了。那个时候没有电话，着急也没有办法。 此后不久，我又到县城集中，参加了同心县水利电力局的水利专干培训。在此期间，收到了体检通知，全县参加高考的有几百人，收到体检通知的好像是23人（或者27人, 记不清楚了）。在县医院体检时，又遇到了一点小麻烦，X-胸透后，医生问我叫什么名字。出来后，大家相互交流，发现只有两个被问了名字。果然，第二天，我们两位被问了名字的又被叫去复查，复查的结果，是合格，据复查的医生讲，胸透发现我的心脏有点偏大。然后是政审，我们公社的一位阿訇的儿子，政审没有通过。当时，这位阿訇还在服刑，公社的其他几位领导认为政审可以通过，理由是其父已经服刑多年，这位儿子其实并没有受到多少反动家庭的影响，但书记坚持不能通过。半年后，服刑多年的老阿訇被平反，其子也再次通过高考，上了当地的一个师专。除此之外，所有人都通过了政审。 志愿是在体检和政审后填的，但高考分数并没有公布，所以只能凭感觉填志愿。那一年，在宁夏招生的的专业中，有三个与物理有关的专业，一个是中国科大的地球物理，一个是南京大学的核物理，还有一个是宁夏大学的物理。可以填报三个志愿，我就按照上面的次序填写了这三个与物理有关的专业。选择与物理相关的专业，其实完全不代表自己喜欢物理，事实上，在30多年的以物理研究和教学作为职业的生涯中，我也没有真正爱上物理。当时，只知道李政道博士和杨振宁博士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他们是物理学家，所以，感觉学物理一定是最正确的选择。 1978年2月中旬，参加过体检，且通过政审的考生陆陆续续都收到了录取通知，而我一直没有收到。每天，邮递员会去预旺拿一次邮件，我每天都在焦急地等着邮递员，每天都是失望。2月份一天天的过完了，我基本上断定不会来通知了，但总是想不通。因为凭感觉，拿到宁夏大学通知书的几位不会比我考得好。到了2月份的最后两天，我已经不再迎接邮递员了。 大约是3月1日（或2日）中午，邮递员敲门走进我的房间，非常神秘地告诉我，他得到消息，我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当时，我立刻意识到通知书到了。然后，邮递员拿出一封从南京大学寄来的挂号信，并让我当面拆开，他也想见识一下南京大学的通知书是什么样子。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双手颤抖着拆开，拿出了那份被录取到核物理专业的通知书，以及报到注意事项等的说明。我还在那里慢慢地看着通知书，邮递员已经把消息传遍了公社大院，十几位公社干部都跑了进来，欣赏了那份通知书。 然后，我拿上通知书，向家里走去。20里山路，步行了一个小时，这可能是我走路最快的一次了。还没有走进院子，弟弟远远地看到了我，回头奔了进去，等我走进院子时，父母全迎了上来。“宁夏大学？”， 我回答：“南京大学!”。后来得知，当时父亲感冒发烧，躺在炕上休息，但得知我的录取消息后，感冒尽然就莫名其妙的好了。 按照通知书，我应该在3月1日报到。但这显然不可能了。通知书在路上走了十几天，已经过了报到时间。当天下午，妹妹赶到离家15里的预旺，给南京大学发了一个电报，告知刚刚收到通知书，赶不上报到，请求推迟几天。然后就开始办理户口，粮油关系等等。三月三日，再次回到公社，办理了相关移交，原打算办完移交就回家，但晚上公社开欢送会，于是捎信回去，打算第二天从公社直接到预旺乘车，让家里把东西带到预旺汇合。 公社有20名左右的干部，每人出了大概2元钱，由厨房的师傅办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在公社的会议室召开欢送晚宴。晚餐上备了红酒和白酒，白酒是没有牌子的散装酒，但度数并不低，红酒其实是酒精和糖水兑的，有点甜味。在餐桌上，不断干杯，不断地被祝贺，我也非常兴奋，喝了很多。晚餐结束后，所有的20多位在门口排队，每人敬了一杯酒，我一口气喝了20几杯散装白酒。走出会议室，感觉脚下的地面左右颠簸，一会儿左边翘起，一会儿右边翘起，跌跌撞撞地走了大约50米，到了宿舍门口，发现两个妹妹和弟弟等在门口，说父母交代，晚上一定要回去，第二天从家里走。当天晚上，公社大院边上的广场正在放露天电影，我说，你们先去看电影吧，看完再回去。他们去看电影了，我走进宿舍，倒头便睡。然后被敲门声惊醒，妹妹和弟弟已经看完了电影。我爬了起来，头有点痛，但已经不晕了，几个人摸黑向家里走去。到家时，大概已经有二点了，睡到五点钟，被叫了起来，在父亲的陪同下，又向预旺走去。母亲，奶奶，几个弟弟和妹妹都爬了起来，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目送我离去。后来得知，母亲一夜没睡，不断地检查行李。 第二天到了县城，在公安局开了户口证明，粮食局换了粮油关系。第三天离开了从未离开过的同心，到达银川，然后坐了40多个小时的火车，迷迷糊糊地到了南京大学。生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南大时，辅导员帮忙查了我们的高考分数，当年的总分400分，我考了290分，其中语文83分，数学72分，政治68分，理化67分。后来查到1977年宁夏的理科分数线是235分。

这是关于15年前发生在老家的一件事的介绍。 —————————————— 宁夏同心县沟壑纵横，十年九旱，综合经济实力异常薄弱，目前尚有10%左右的群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然而在这人口仅34万的贫困县里，吃“皇粮”者达10900人，超编2800多人。在这超编大军中，有“拿着俸禄不上朝”的“挂职干部”，轮流上岗的“轮岗干部”，九岁十岁的“娃娃干部”，“学生干部”，甚至还有四岁五岁的学龄前“儿童干部”。 当地有一名叫韩佳的女童4岁开始计算“工龄”，5岁就成为国家干部，其父是一位个体户。在上述人员的“转干”材料中，既有县劳动部门人事局的公章，也有县组织部门的干部调令，甚至盖有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印，但相关表格上没有签署日期，或者没有办事人员签名。 如此庞大的吃“皇粮”大军是怎么扩张的？知情者透露了其中的“奥秘”：人事局长批指标，财政局长批工资。具体操作程序是：先由企业招工，再“倒”到事业单位当干部，“关系硬的”还可再由事业编制“变”成行政编制，端上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98年同心县吃了1400万元的全部县级财政收入，也吃完了自治区财政补贴4900万元，最后又用银贷款补发了拖欠的2个月工资。99年里的财政预算将96.3%的财政收入用来保吃饭。财政吃空了，补贴用完了，便又把手伸向上级划拨的各类专项资金。如同心县粮食局先后挪用农行发放收购粮食贷款2941万元。挪用财政补贴高达6540万元。 连国家补贴和专项资金都被吃掉，哪来的经费开展工作？为了弥补财政支出缺口，各种名目的收费基金大量滋生，1997年各种名目的收费收入1919.9万元，是同期各项税收收入的182%，98年上半年各项收费收入为858万元。是同期税收收入的160%。调查显示，同心县收费的行政事业部门、单位共有25个，收费项目共有56种，还有大量统计不到的“三乱”现象。 同心县违法违纪超编进人的问题，曾引起自治区有关部门的重视，并进行了调查，但由于保护层厚实，许多交易都在私下完成，外人难于掌握内情，结果都不了了之。 据1999年自治区进驻同心县调查组的调查，1991—1998年，同心县有关部门非法违规录用干部357人，其中盖假公章，伪造干部身份的达140人，经自治区和原银南地区人事部门批准录用的217人，其中在校学生18人，农民4人，企业工人39人，党政机关工勤人员156人。 宁夏自治区纪委、监察厅的通报认为，同心县非法违规录用干部人数多，时间长、影响大，与原同心县党政领导利用职权，违反政策为子女转干有关。 原县委书记马勇（后调任自治区环保局副局长）任职期间，先后为自己的两子两女违规办理了转干手续，安排了工作，其长子、次子、次女没有上班，一直领取工资计23514元。原县长、县委书记丁铃（后调任自治区农建委副主任）任职期间，先后为长女办理转干并调入县人民法院，次女初中毕业即被招工，又上成人中专，大专，没上班领取工资计16571元。丁铃的侄女还是一名初三年段学生，就将其招聘为计生干部，后上成人中专，没有上班领取工资计13638元。原县委书记肖金玉1991年11月通过人事部门将当工人的长子转为干部，肖调任自治区高级法院纪检组长后，用盖有原银南地区劳动部门印章（经鉴定为假印章）的录用干部审批表，通过县人事部门将当工人的次子转为干部，又调入县公安局工作。1993年11月同心县粮食局局长陈学文将年仅9岁的儿子陈鑫录用为本局合同制工人，一年后将其合法转为国家干部，1998年4月，陈又将其子调入县检察院，正在读书的陈鑫“享受”着月工资340元的干部待遇。随后，陈又将11岁的女儿凭县委组织部的介绍信安排进了县法院。县法院院长马少清1993年底将上小学的10岁儿子“招”了工，并于1997年5月调入县检察院“转干”。 案情案件查实后，自治区纪检委报经自治区党委批准，给予马勇留党察看一年，建议撤销其自治区环保局副局长职务，丁铃留党察看一年，建议撤销其自治区农建委副主任职务；肖全玉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自治区监察厅同时报请自治区政府撤销马勇，丁铃两人的行政职务，对两人子女未上班领取的工资由自治区纪委收缴，上交自治区财政厅。 公安机关对涉嫌私刻公章，买卖吸收录用干部审批表的犯罪嫌疑人，已依法逮捕5人，刑事拘留5人，已收回非法领取工资336813元，涉及其他责任人的问题，正在抓紧处理之中，对非法违规录用干部提出了处理意见，凡采用盖假公章，虚构，伪造身份等非法手段被录用的一律无效，取消其干部身份，对区、地人事部门违反审批程序录用的，由自治区人事劳动厅审核，符合录用条件，重新办理考录手续，其余的一律取消其干部身份。 原载1999年10月25日<<中国税务报>>第一版　孙波　唐鸿等文

大约10年前，我在香港读了这本书，非常震撼。当时推荐给几位在香港访问的老先生读，并征询其真实性。几位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先生证实书中所描述的很多情况是真实的。后来，我也和家乡的父辈求证过，从他们口中，我听到了一些非常悲惨的故事，这些故事，以后或许慢慢写出来。 为了这个荒唐的年代不会再降临中华大地，我们必须改变一些人或一个人为民做主的现状，只有实行了人民民主，才会彻底阻止这种荒唐的重演。 人祸-丁抒

1978年三月进入南京大学读书，当时实行包伙制，菜是按桌子打来，分给每位同学的。饭则是每个人自己去买。当时，南京大学的饭票很有意思，其计量单位不是克，也不是两， 而是元角分。每个月，可以领到4元3角5分饭票，每一角五分对应于一斤粮食。 当时，女生每餐大概吃3分，男生则在是5分或6分。我基本上是早餐1分稀饭，2分馒头；午餐6分；晚餐5分。这样以来，显然每个月的饭票不够吃，于是得自己找粮票，再买一点饭票补充。后来，包伙制取消了，改成食堂制；再后来，饭票也开始以斤两为计量单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