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Dear 地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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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Dear 地耳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姐姐们

【释名】地踏菇。【气味】甘、平、无毒。【主治】明目益气,补肾。
——《本草纲目》菜部·地耳
地耳是北方荒漠地带天然生成的藻类植物,仅靠人工采集。新鲜地耳呈墨绿或褐色,片状松软,风干后呈乌黑色、卷状。地耳是发菜的伴生物,由发菜中的宽菜生长而成,与发菜并称为“姊妹”菜,其蛋白质含量高达22%,并富含钙、铁、磷、锌等多种微量元素,低脂、低糖,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属“美味八珍”之一。
——新华网甘肃频道
据介绍,地耳是用锯末、秸秆撒上地耳菌人工繁殖的,在潮湿的地方自己也能生长,没有什么营养价值,而且成本很低。一斤地耳的产地价约两三块钱,摇身一变成为“黑木耳”后就能卖出十三四块钱。
——《当心地耳变身黑木耳》,《西安晚报》,2004年12月30日
在西北老家,它其实不叫地耳,而被称为“地软子”,漫山遍野都是。隆冬季节,乡里人闲来无事,从山坡上一块一块地拣回家,从中捡去柴草,泡洗干净,用来做汤,或者和包子馅。地软子的味道正如本草纲目里写的,“平”,也就是说,它没有什么味道。也许一切伟大的食品,其妙处就在于没有味道,比如燕、鲍、翅,谁说它们香气扑鼻什么的,我肯定他没吃仔细。
地软子作为食品一点儿也不伟大。它的卑微,从《西安晚报》所载的文章中就可以读出来。作为一种从形象和内涵都可以被定义为“草根”的另类食物,正因了它的卑微,才让我从幼年玩泥巴的阶段就时时接触,一直吃到来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年。
能在小时候的每个冬天吃到地软子,和家里姐姐为数众多这一事实有着极大干系。地软子“仅靠人工采集”是我的生活经验能加以证实的;而“用锯末、秸秆撒上地耳菌人工繁殖的”这一类,我迄今为止没有见过。我非常希望《西安晚报》能再提供一则信息,告诉我哪里有售人工培养的地软子,或者告诉我哪个品牌的黑木耳是地软子变身而成的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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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能记事起,除了已远嫁他乡的大姐之外,家里还有很多姐姐在不同的地方读书。大姐成长的阶段,正是伟大领袖号召学大寨的时候,也是城里传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候。以大姐的个性和风范,想必是非常积极地投身于梯田建设大会战之中,宝贵的青春时光就在伟大领袖几十级以下的代理人的指挥下,将一 筐一筐的黄土和石块用肩膀从高处挑到低处,或从低处挑到高处。地球未能因之变形,大姐却错过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二姐差一点走上了和大姐一样的集体主义道路。三姐初届学龄之时,一种我现在说不清的风气把三姐吹到了小学里。二姐在三姐快要上三年纪之时,突然福至心灵地自己嚷嚷着要念书,而且直接跟着三姐从三年纪起读。从这时起,我们一家人看上去就一年比一年更像个“耕读传家”的范本。
估计是在二姐和三姐读四年纪的时候,四姐开始读一年级。四姐开始读三年级时,哥哥开始读一年级。哥哥开始读三年级时,我开始上学。到我上学的时候,家里已满是中小学教材。当时是1979年,初识汉字的我,除了父亲从工厂带回并糊到家屋四壁上的《宁夏日报》之外,所谓的课外读物就是很多年后我才会有机会用到的、从小学到高中的各年级的《语文》课本,外加一本1970年代版本的软塑料皮薄纸《新华字典》。
父亲在国营工厂做工,母亲在乡村里务农,五个上学的孩子,这是我记忆中保持了相长久长的家庭格局。现在模拟“大历史”角度看来,这简直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前后中国社会的缩影。在我们四处上学的年代里,除了寒暑假之外,家里主要是母亲一个人在管理着几十亩地、几十只羊和几头牲口,父亲在县城和乡村之间每周往返七十公里。姐姐们基本上都住在乡级中学,周末回家。
而到了寒暑假期,我们就成为最热闹的一家人。暑假里对于姐姐们来说永远是做不完的农活——不是父母亲非要把女孩子当男孩子使,姐姐们都太勤快。太阳晒得脸上脱皮,她们也是无怨无悔地冲在金黄的麦趟子里。
相对而言,寒假就显得比较悠闲。姐姐们除了断文识字这些学校里的功夫之外,都会做针线、剪窗花。有了她们,年前年后,整个院子、屋子都会大变样。用了大半年的被子全部被拆掉洗净再缝起来,房子里里外外打扫一新,糊上新窗纸,贴上新窗花。在阳光暖和的下午,我肯定是拿着一本没头没尾、卷边卷角的《水浒传》或《封神榜》,在院子里和狗啊猫啊一起晒太阳,看着姐姐们忙出忙进。
家里的活儿做得差不多了,姐姐们会到附近的山上拾地软子。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儿就会用木制的升子端回家一大堆。可能是因为拾得太快了,中间夹着很多草根儿,母亲和姐姐们在互相抱怨声中捡干净,泡上水。几个小时过后,干皱的地软子们就会变得又大又软。当天晚上肯定会吃到用地软子和猪肉臊子做成的酸汤。对于我的姐姐们来说,一年到头,集体去山上捡拾地软子这种似家务非家务似休闲非休闲的事情,可能是一年中最愉快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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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念到初三,她的中学教育就走到了尽头。当时上高中考大学好像对于我们这样的草根家庭而言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传说,连梦想都不是,因为根本无人提及此事。二姐初次中考失利,要转到县城的某所中学补习。我好像正是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作为二姐的伴儿,被转到县城第四小学上学。从此我的生活就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样,翻工厂墙头,偷部队军帽和皮带,发展到初中就是书包里装着砖头打群架等等不提。
自二姐转到城里开始,三姐、四姐都是在最后一年转到县城参加的高考。这成为父亲的一种惯例。多年之后,在北京,人们把这种做法叫做“择校”。而我则分别陪伴着她们一个接一个的考完高考,又回到乡下去读初三。
我上三年级那年,二姐开始上卫校,两年后她成为县医院的一名护士。直到今天,她仍然是县医院必须值夜班的年龄最大的老护士。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同事们有的成了副院长,有的成了护士长,二姐则成为最资深的护士,所有病人都喜欢由她来扎针。这也许是因我家在当地的所有社会关系均比我家更为草根,也许是因为二姐把所有上班时间都用在扎针上了。
三姐升了一步,上到大专——地区的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她曾就读的乡级中学教高中化学。因为“好学生”都被县城中学层层“拔走” ,她们学校的升学率奇低,但她仍用心教书,面对一屋子的农民子弟讲普通话,列化学方程。几年来一直传说该校高中部要撤掉,同事们纷纷请调。县城中学每次招人,县教育局都会组织和证监会发审委一样“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考试,三姐每次必参加。如果招二名,她的成绩就是第三名,如果招三名,她的成绩就是第四名。
2004 年的最后一次招人,名额较多,招六名,三姐考了第七名。这次回家,总结这些考试的时候,我告诉三姐,你每一次的成绩都是事实上的第一名,这事不怪你,只怪我远在他乡。听说三姐背后也哭鼻子,因为她化学教得好在全县尽人皆知。她教的农村孩子化学一门成绩会在全县冒尖。但在人前,她显得非常达观,自己说要是这一届最后的高中生教完后,在乡级中学没活干(初中化学老师的位置上有的是人),她就提前退休算了。
四姐本可以是我家第一位大学生。四姐高考的时候我已经在县城里混得很开,结交了六个兄弟,当时县城里的工人俱乐部流行滑旱冰,很多轮流外出的军人以及地方上的痞子都不会放过这样一种可以大呼小叫、纠缠女青年甚至很容易发起群架的运动。当我写到此时,耳朵里甚至传来“不要对我冷漠、不要不理睬我……”的快节奏旋律,当时它是经常听到的冰场歌曲。四姐和其他姐姐们一样,极好学,极温柔。当时家里几乎空巢,父亲只要厂里轮休,哪怕半天,都必回乡下干活。四姐除了准备高考、给我俩做饭之外,还要管着我,不要让我胡跑出去送掉性命。那天我正要出门,四姐察觉我要去工人俱乐部,极力阻拦,被我一把推开,时值深冬,我用力过猛,把熊熊燃烧的火炉也给掀翻了。四姐吓得大哭,一边哭一边急着灭火,而我还是跑掉了。
夏天考试的时候,四姐考得很不错,除了在考化学时因头晕而交了白卷。以缺一门成绩的情况,四姐仍然考进了卫校,读了高中中专,后来成为一名乡卫生院的大夫。两年前县里组建药监局,四姐考公务员考出了好成绩(可能因为这考试是省里组织的,比县里的考试稍微严肃一些吧),进去当了公务员。这个春节前后,她忙于以局里惟一一名非党民主人士的身份,列席于保先运动之中。
等到哥哥读高中的时候,二姐已经到县医院工作了。她把哥哥转到县城,住在她家里读书。我“返乡”后,以城里来的痞子身份在一所乡下初中混迹了大半年,几乎成该为该校的公害。不过马上就到了中考,我被县二中招到县城。一度我和哥哥都住在二姐家,两居室的房子里住着她们一家三口、我和哥哥,还有一个小保姆。二姐直到现在喊她已经十六、七岁的孩子时,还经常错喊成我或哥哥的名字。
哥哥顺利地、毫无意外地考上了西南地区最好的重点大学,现在成为西北某大学的教员,听说马上就当副教授了。而我则从县二中以完全不可思议的高分考到北大——如何不可思议?是这样:如果我又发生四姐那样缺考一门课的事,我还是会考上北大,不受缺任何一门成绩的影响。本系那一届招到了八个省的文科状元,我的成绩比其他七个都要高。
从那一年起,我的兄弟姐妹六人之中再无中学生。同样,从那一年起,我十多年来再没怎么吃到过地软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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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春节,我和往年一样回到省城,开车载着羊、哥哥、嫂子和侄儿一同回家过年。我们在县城为父母买了房子,二姐住同一个小区,四姐在500米以内,三姐在16公里外的镇上,大姐在另一个县城的城郊农村(其实就是我上小学和初中的县城,目前我们所在的县是后分出来的一个)。我们一回家,二姐和四姐全家都挤过来,热乎乎地挤在父母的两居室里。大年初一我去把三姐接来,初二又接来大姐。全家二十几口子挤在一起说话、做东西吃,做东西吃、说话。晚上再分到三处去睡觉。
年初二的晚上,哥哥到县宾馆包了最大的包间,全家二十几口子一起去吃饭。包间里有卡拉 OK 设备,起初大家都没在意,只有小孩子在玩。吃完饭后,大姐发威,拿着话筒清唱了农业学大寨时的样板戏,唱得有板有眼,令人吃惊——不过,以她的聪慧,虽未读书,当时想必也是集体里的文艺先锋。这一开头,大家都抢起话筒,热闹到午夜,好像回到了十几年前在乡下家里过年时的场景。我的老实巴交的姐姐们,蹉跎了青春岁月的姐姐们,完全以个人微小的努力从中国西北角最偏辟的草根间挣扎着启程的姐姐们,到今天,仍然还是和我记忆中一样为我们的家增添着无法形容的光亮。那场面让我惊喜,也让年届七旬的父母的眼睛变得湿润。
初三那天,姐姐们说去拾地软子,要求我做司机。三姐说她在中学附近散步时看到沙滩上好多地软子。于是大家一起出发。走了一公里,姐姐们说回去叫上哥哥一起。接了哥哥,一共六个成人挤在小车里,我们又出发了。又走了一公里,四姐说回去拿旧相机。我们就这样闹着嚷着,开到了乡中学边上。往河滩走的途中,三姐请一个老乡给我们拍照,自豪地说:“这都是我们一家子的,是我的姐姐妹妹和弟弟!我们今天最团圆了!”我好后悔没有带上好一点的相机回家,至今也不敢问当时老乡给拍的相片能不能洗出来。
我们姐弟六个一会儿就捡了很多地软,回家后姐姐们做了地软猪肠包子。虽然已经上高中、忙于玩网络游戏、听S.H.E.的外甥们都说不好吃,可我们都吃得很来劲。吃完包子那天下午,我组织四个姐姐打牌赌钱玩,从年近五十的大姐到三十来岁的四姐都参与喧哗、制造热闹。父亲经过牌桌,没来由地说了一声:“爸爸妈妈是娘家,哥哥弟弟是邻家,现在要好好玩,将来我们不在了,你们还是会见面,但这样团聚就不容易了。”说罢,父亲离开饭厅,到客厅去继续看中央八套的《汉武大帝》。饭厅一时鸦雀无声,我看到四个姐姐大颗大颗的泪水流下来,很响地砸在牌桌上。羊说:“怎么啦?你们这都是怎么啦?”没有人回答。大家都抓着牌僵在那里,过了几分钟,又接着打牌。
在那一刻,我看到所有的岁月都凝结在一起,除了泪水,无法化解。
后记
本文写于2005年,是给《万科》的“灯下文字”作业。刚才是经由网上搜索,从《时尚广州》杂志的网站上得到。难道本文很时尚么?
2006年7月,三姐未报名参加县里组织的教师选拔考试。9月开学的时候,县教育局主动把她“请”到了县一中。
2006年9月,二姐的儿子上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三姐的儿子上了四川大学医学院;这给四姐那刚刚开始高中生活的儿子无穷无尽的压力。大姐在农村,钻政策空子生了四个孩子;现在,她的大女儿一边在清华大学读硕士,一边在一个核能公司打杂;二女儿在某全国性保险公司兰州分公司作财务;儿子在北京交通大学,明年就毕业了;小女儿在宁夏大学读英文本科——写到这里,我想起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两个家庭与两个国家的对比》:大姐的家庭即将享有巨大的人口红利,象印度超越中国一样,在我们的家庭树图上一飞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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